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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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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求 索 篇(1)
发布时间:2019-08-16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毛泽东说,红军愿与东北军“订立条约”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进入西北苏区后,对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处境和现状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是首先能够争取的对象。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开展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亡的主张,争取这两支部队成为联合抗日的同盟者,改变红军的被动态势,造成西北地区抗日力量联合的新局面。
  张学良(1901―2001),辽宁海城人。字汉卿,号毅庵。为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1918年底,任张作霖卫队旅的营长。1919年3月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毕业后任奉天督军署卫队营营长。同年12月底升任暂编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步兵第二团团长。1920年6月,晋升为东北三省巡阅使署卫队第三混成旅少将旅长。后任东北陆军整训处参谋长、奉军第三军军长。1927年升任安国军陆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1928年6月4日凌晨,张作霖从北京返奉时,在沈阳西北的皇姑屯东站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成重伤后殒命。6月19日,张学良宣誓就任奉天督办。7月被推举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等联名发表通电,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两天之后,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1930年9月,张学良带兵入关,支持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同年10月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令所部“对日本挑衅不得抵抗”,致使东北三省很快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张学良遭到全国舆论强烈谴责,被称为“不抵抗将军”。同年11月,张学良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1933年3月4日,日本侵略军占领热河全省,张学良再次遭到全国舆论的谴责。3月11日,张学良引咎辞职,并于4月1日出国考察。1934年1月回国。同年2月,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剿共”副总司令,奉命调东北军南下。3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4月,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1935年9月26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张学良出任副司令,并代行兼任总司令的蒋介石的职权。
  张学良于1929年加入国民党。1930年11月在国民党第三届四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张学良奉调前往西北“剿共”之际,正值日本侵华日亟,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之时,使他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对政策有所觉悟。张学良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说:“我时至中枢,及屡参各项会议,感慨殊深。又因华北党务和中央军队之被迫撤退,于学忠等人的调职,以及冀东等事件,使人忧伤不已。”《张学良遗稿》,第105页。
  尤其是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战皆败,不仅重创了东北军,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战后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更使张学良感到内心的怨愤和痛楚。22年之后,张学良在台湾写下的《杂忆随感漫录》中,曾这样记述了当时的心境:“一百十师和一百零九师覆灭,师长何立中、牛元峰先后阵亡死事。因此之故,我心中更加悲痛。一者:何立中、牛元峰为我多年僚属,生死患难,二人品学皆可称道,实为东北军将领中的皎皎(佼佼)者。二者:阵亡和伤患官兵,我当时无力以善其后。中央之抚恤办法,由军政部发给抚恤证件,统由死伤者的原籍省县支领。我所率领者多为东北籍官兵,在当时情况下,官兵睹此规定,多有不平。某次在(南)京曾谈到此一问题,有人说东北为东北军所失陷,等到收复东北,再去领抚恤金可也。我闻之心中深为酸楚。三者:兵员及枪械无法补充。因当时的规定,各省皆以省籍为补充区域,而东北军自然无有,枪支弹药亦无法补充。更有甚者,官兵的情绪不安,皆以如此的牺牲消耗,远不如抗日牺牲为光荣,尤以东北籍的将领更具深一层的烦闷――历年流寓的苦痛,思乡的观念,加深了抗日而不愿‘剿匪’的心情。自然,他们的情绪,皆影响我的情绪。”《张学良遗稿》,第105―106页。
  毛泽东在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之后,于11月25日,同彭德怀致电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要他们速放俘虏军官数名,与东北军第一?六师师长沈克办交涉。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90页。
  第二天,毛泽东和彭德怀再次致电聂荣臻、林彪,指出:“对一?六师的基本方针是用积极诚恳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无论沈克有无切实回答,一军团准备撤回”。③就在11月26日,张闻天在瓦窑堡致电毛泽东,建议释放东北军被俘军官。电报提出:“为了扩大我们抗日反蒋的影响与同盟者,此次所俘东北军军官(师长亦在内――原注,当时误传东北军第一?九师师长牛元峰被俘,引者注)应给以优待,晓以抗日反蒋大义后大部释放。”《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81―282页。
  在前线的毛泽东和在后方的张闻天,在争取东北军俘虏的问题上不谋而合,使红军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走上了迅速发展的轨道。聂荣臻在11月25日同东北军被俘军官的谈话中指出,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反日,与红军停战,红军俘虏的人枪,可以如数归还,以争取东北军抗日反蒋。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164页。
  从本月底起,中共中央和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在瓦窑堡西北的稍目则沟村举办了解放军官训练班(也称白军政治学习班),将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中俘虏的东北军100多名被俘军官集中起来,进行培训学习。据《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82页注①。
  11月26日,毛泽东致信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指出:“东北军将领虽铸‘九一八’大错,然而今日者固犹是食中华之粟,践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固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丧!今与贵军长约:(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与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④《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90页。
  毛泽东在信中还向董英斌表示,愿互派代表,商洽一切。④在此前后,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九人联名,于本月发布了《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你们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我们愿意和你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不论那一派的军队,不论一军一师或者一连一排,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和苏维埃区域,我们为着贯彻四年来的抗日救国的主张,都一律欢迎同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93页。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讨论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之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在瓦窑堡会议召开期间,彭德怀在甘泉城西指挥红一军团围攻甘泉城。为了配合红军攻城,中共中央在此期间将在瓦窑堡解放军官训练班学习的高福源押到前方,由彭德怀亲自做争取高福源的工作。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133页。
  高福源(1901―1937),祖籍河北省盐山县,出生于辽宁省营口。早年丧母,由婶母抚养成人。高福源早年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又考入北京大学学习。1923年进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加入东北军。先后任中校团副、上校参谋处长。后任第六十七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
  高福源在被俘以后,特别是参加了解放军官训练班的学习以后,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尤其是在彭德怀的教导和说服下,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彭德怀后来回忆说:“高福源系北京的大学生,东北讲武堂毕业,和张学良关系好,有相当强烈的抗日要求。我们待之如宾,同他多次谈抗日救国的道理,谈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利用‘剿共’削弱东北军,以至消灭东北军。请他参观我们红军,观看我军演出话剧、抗日歌曲。他认为我们抗日是真的。但他对共产党抗日有许多疑问,最主要的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怎样结合?我根据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讲话的精神,采取民主讨论方式,同他谈了两天一晚。他要求去被围在甘泉的一一?师,我同意他去。”《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208―209页。
  彭德怀遂指派时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的周桓同高福源一起到甘泉去向东北军进行喊话。
  周桓(1909―1993),辽宁东沟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5月到湘鄂赣根据地加入红军,任红五军政治部秘书,红三军团政治部秘书处长。后历任红三军团政治教导队政治委员、军团政务处处长、政治保卫分局执行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央警卫师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三师政治部主任。长征途中任红八军团政治部破坏部部长、干部团上干队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兼敌工部部长。长征到达陕北后,兼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
  当时在甘泉城指挥固守的是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第一?七师所部。高福源进城后向守城的负责人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之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有所了解。②③④⑤《彭德怀年谱》,第134、209、136、134、134页。
  彭德怀回忆说:“数天后,他(指高福源)从甘泉城内回来了。他对我说,抗日救亡大事依靠共产党和红军。红军与人民的关系,表现了共产党是真正爱国爱民。”②在红军与东北军第一?七师的关系初步建立之后,彭德怀派周桓带着二三十垛猪、牛、羊肉和柴米等物资,于1936年1月上旬送到甘泉东北军驻地,以示慰问。③。
  彭德怀在指派周桓和高福源向甘泉守敌做工作的同时,收到了甘泉守敌领导人的来信。彭德怀遂于12月31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甘泉城敌师张(文清)参谋长和三位营长共同来信,言他们对红军主张深表同情,唯其家属多在长安附近,因此顾虑颇多。他们愿设法与红军暂定抗日协定,退出甘泉归还主力。④彭德怀在电报中指出:其实退出甘泉归还主力一事,明知不可能,其所以这样提出,似试探我方态度。我可利用这一谈判,加深宣传,争取做到互不打枪。⑤。
  毛泽东和周恩来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后,即于次日,也就是1936年1月1日,复电彭德怀:“原则上同意甘泉敌人归还其主力,但须向其指出,要抗日须与红军合作,且须影响和组织其他东北军一同抗日。”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2―503、503页。
  电报还指示彭德怀:“交涉宜努力进行,要处处表示我们诚意。只要其加入抗日,一切条件无不可以磋商。”②。
  1936年1月1日,西北军委在瓦窑堡东北的齐家湾大操场举行了盛大的运动会。运动会前举行了阅兵式。周恩来领导全体指战员宣读了抗日誓词,并发表了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号召东北军与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阅兵式后,举行了田径比赛和军事技能比赛。这次运动会和阅兵式,还特意邀请解放军官训练班的学员参加,以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的开始。《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03页。
  1936年1月上旬,高福源向彭德怀提出了返回东北军,劝说张学良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停战,联合抗日的意向。彭德怀回忆说:“某晚,他(指高福源)又来我处,谈到张学良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如张(学良)能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我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他高兴极了,问:‘你们真敢于放我回去吗?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我说:‘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他说:‘明早?’我说:‘好吧!欢送你。’送给他二百元,派骑兵送他到王以哲军防线以外。”《彭德怀自述》,第209页。
  高福源到达洛川后,经过他在东北讲武堂的同学、时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参谋处处长佟铁肩的转达,才得以与王以哲见面。王以哲(1895―1937),字鼎方。黑龙江宾县人。1922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后投身于东北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1928年,任陆军第十九师师长。九一八事变后,任北平军分会一处处长,兼第一?七师师长。1933年2月,任第六十七军军长,参加了长城古北口对日作战。1935年4月,被授予陆军中将。1935年9月,调往陕北,军部驻于洛川。高福源向王以哲汇报了他在红军中的情况,并转达了红军愿意和东北军实现停战,联合抗日的意见。高福源还提出要面见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在此之前曾嘱咐王以哲在前线寻找共产党的线索,王以哲遂立即向张学良报告。
  张学良接到王以哲的报告时,正在陕北绥德视察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防务。当时与张学良同去绥德的栗又文回忆说:“张(学良)在乘飞机回西安前,忽然接到王以哲由洛川来电,说高福源被释放回洛川,问张(学良)是否到洛川降落。张(学良)让我复电说不到洛川降落,让王(以哲)把高福源密送西安。”《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7页。
  张学良在和高福源会见时,表示要面见红军代表,商议抗日大计。
  张学良在会见高福源后,即命王以哲将高福源迅速送回甘泉。王以哲并让高福源转交他写给彭德怀的一封信,王以哲在信中表示,愿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并告知日本已退还了没收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的财产,蒋介石对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兼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以甘肃、青海为诱饵,阴谋分裂东北军等情况。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348页。
  高福源回到甘泉后,即向周桓作了汇报。彭德怀接到周桓的报告,立即电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1月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出同东北军谈判的条件为: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目前各守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请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立即交换密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