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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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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求 索 篇(3)
发布时间:2019-08-16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一个星期之后,杨虎城在新城西安绥靖公署驻地会见了汪锋。据汪锋回忆说,杨虎城当时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十七路军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他(杨虎城)说:我部孙蔚如驻防汉中,一度和红四方面军有过来往。但是红四方面军无故地攻击汉中地区,我部许多人至今还有不满情绪。第二个问题:十七路军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中央一再指责我,陈立夫对我也亲自谈过。我认为张(汉民)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他们的指责。但是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柞水(时属蓝田县)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这是我们很不满的。第三个问题:你们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呢?”②③《从国内战争到共同抗日》,第642―643、644、645页。
  汪锋分别回答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红军同第十七路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的谈判内容。汪锋回忆说:“杨虎城先生在谈话中多次暗示十七路军上下官兵都是齐心的,能够听他的话。但对谈判的具体内容没有表示明确态度。从杨(虎城)的语气和神态看来,他对联合抗日,互不进攻是赞成的,对这次谈话也是满意的。”②在会谈结束时,杨虎城向汪锋表示,将指定时任他的机要秘书的王菊人和军法处处长张依中继续与汪锋谈。
  此后,汪锋到西安南门内大湘子庙街杜斌丞的寓所拜会了杜斌丞。汪锋从杜斌丞处得知,他交给杨虎城的毛泽东致杜斌丞先生的亲笔信并没有转到杜斌丞手上。杜斌丞估计可能是被杨(虎城)先生扣了。③在谈话中,杜斌丞提出了张汉民被错杀一事,并说朋友们都很关心这件事的真相。《从国内战争到共同抗日》,第645页。
  汪锋向杜斌丞进行了解释。但是,这些解释并没有能最后拂去杜斌丞心头的疑虑。八个多月之后,杜斌丞在和毛泽东派往第十七路军的联络代表张文彬谈话时,仍然提出了这个问题。据张文彬1936年9月8日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已与杜(斌丞)见过一面,他表现很好,除愿向杨(虎城)方推动外,并可向孙(蔚如)等尽力推动。”③《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03―104页。
  张文彬写道:“据杜(斌丞)谈,张汉明(民)原是十七路(军)内认为最‘左’倾的分子,终为红军所杀。又曾一次,渠(指杜斌丞)又派一学生到汉中与张(国焘)、徐(向前)交涉,亦被杀等事,在十七路(军)中有很不好印象,杨(虎城)、孙(蔚如)等现在犹恐我方不能遵守信义,深望我方注意。”③。
  根据时任杨虎城机要秘书王菊人的回忆:“杨(虎城)与汪(锋)谈过后,曾和某几个人商量过。他对汪(锋)的来历不敢相信,毛泽东的信会不会是蒋介石方面为了侦察杨(虎城)的态度的假信?为此,他通知在天津的南汉宸,请他派一个中共党员到陕北问一下汪锋的真实情况。”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回忆杨虎城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191页。
  南汉宸(1895―1967),山西省洪洞县人。1910年加入同盟会,次年参加了辛亥革命太原起义。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皖北特委书记,其公开身份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1930年10月,随杨虎城部入陕,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1932年冬,因遭到国民党政府通缉,逃到日本。1933年8月回国。曾任吉鸿昌等组织的反法西斯大同盟中央委员会秘书长。1935年7月,由上海返回天津,在中共北方局联络局工作,主持情报和兵暴运动等方面的工作。早在汪锋前来西安之前,南汉宸就约自己的好友、时任第十七路军交际处处长的申伯纯来天津,希望申伯纯向杨虎城提出红军与第十七路军沟通的办法。
  申伯纯(1898―1973),北京丰台人。早年参加西北军。1931年出任陕西省政府民政厅秘书主任。1933年任杨虎城驻北平代表。1935年任西安绥靖公署、第十七路军交际处处长。申伯纯于11月前往南京,向正在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杨虎城转达了南汉宸提出的六条建议:双方停战,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开放交通,购买物资,建立秘密交通站。《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74页。
  杨虎城派往天津与南汉宸进行联络的是时任陕西省政府科长的崔孟博。崔孟博(1903―1955),陕西西安人。1920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1922年参加陕西旅京学生进步团体共进社。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共青团天津地委委员。1927年赴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回到陕西,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负责宣传工作。1928年12月被捕入狱。出狱后,任职于《中山日报》和陕西省政府。崔孟博到天津后,适逢南汉宸不在天津,中共北方局便派担任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的王世英与崔孟博一同前往西安。
  王世英(1905―1968),山西省洪洞县人。1921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11月毕业后,担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第三中队分队长和党支部委员。次年3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第一团党代表办公室主任。同年冬,任中共皖北特委委员、亳州特分委委员。1931年2月,曾在杨虎城部任副营长。同年10月到达上海。1935年10月到达天津,任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此行的目的有二:一是亲自和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的具体办法;二是取道西安赴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几年来白区工作的情况。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编:《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第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19页。
  王世英随崔孟博于1936年2月间到达西安。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在请示杨虎城后,将王世英秘密安置在杨虎城的九府街(今为青年路)的公馆。
  止园的中心建筑是一幢中西合璧的三层小楼。1930年,杨虎城以3000元银洋买下此地,并建成官邸,取名“紫园”,以应“紫气东来”之意。紫园坐北面南,楼前为花园,正门两侧有小片响竹林,环境幽雅。1933年5月,杨虎城被免去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后,为排泄心中的愤懑之情,遂改“紫园”之名为“止园”,以表“仅止于斯”之意。杨虎城还让蒲城同乡、著名书法家寇遐为“止园”题额,悬挂于止园正门上方。
  根据与杨虎城商量好的办法,王菊人将王世英安置在止园会客厅东侧的一间房子里,将门反锁。王菊人又到新城西安绥靖公署驻地,将钥匙交给杨虎城。中午,杨虎城返回止园休息。待警卫人员离开后,遂将王世英所在房间的房门打开,开始了与王世英的秘密会谈。
  关于这次秘密会谈,据王菊人回忆说:“王世英等到陕西后,杨(虎城)向他表明了愿同红军合作抗日的愿望,请王(世英)问明汪锋的来历,约王(世英)回来后再次见面。”《回忆杨虎城将军》,第191页。
  在王世英与杨虎城秘密会谈的几天之后,王世英作为“第十七路军高参”,被送往西安北门之外。而汪锋则以“中央大员”赵仲远的化名,与王世英在北关一间房屋内会面了。杨虎城送给他们两人500元作为路费,并对沿途的安全进行了周密的安排。王世英和汪锋于2月中旬回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就在此后不久,共产党人王炳南也回到了西安。王炳南(1906―1988),陕西乾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杨虎城资助下,赴日本留学。1931年前往德国留学,曾任中共旅德支部负责人,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九一八事变后,在德国创办并主编《明星》杂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并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主席。1935年,在英国伦敦与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的王安娜(1907―1989)结婚。1936年1月,根据共产国际的安排,王炳南携妻子王安娜离开柏林回国,于2月到达西安,在杨虎城部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王世英到达瓦窑堡后,遂前往红军东征前线。3月中旬,王世英在山西隰县大麦郊地区(今属交口县),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等汇报了中共北方局同南京国民党方面接触的情况,以及北方局做十七路军工作的情况。王世英还汇报了2月份他同杨虎城达成的四项协定:
  (一)在共同抗日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二)双方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况。
  (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
  (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②③⑤⑥《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08、308、310、310、310页。
  在听取王世英的汇报后,中共中央同意王世英和杨虎城商定的各项原则。②。
  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瓦窑堡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张浩、李维汉等。会议主要讨论了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问题。周恩来介绍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情况,说杨虎城过去和我们有关系,这两支军队不仅有可能联合反蒋,而且可能联合陕甘其他部队及孙殿英、宋哲元等。③张闻天在会议上指出,杨虎城能在其内部保存我们的同志,这在国民党军阀中“是很少的”。我们可以诚恳地同他谈判,“困难可设法同他解决,表示对他好意”,“他受威胁时可配合行动。”《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10页。
  会议认为杨虎城是可靠的同盟者,应真诚地同他谈判。会议决定加强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这两支部队的工作。⑤。
  会后,王世英来到西安,将中共中央的意见转告杨虎城,并请杨虎城注意搞好和东北军的关系。⑥据王菊人回忆:“王世英自红区回到西安后,再次和杨(虎城)见了面。经过几次商量,共同的意见是:十七路军为了同红军合作抗日,要训练骨干力量;双方维持原防,互不侵犯;给予红军在十七路军防区的人员来往、物资运输以便利;红军应多方面对各杂牌军(当时指的是陕北绥德的八十四师和榆林的八十六师――原注)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等等。王世英证明了汪锋的身份。”《回忆杨虎城将军》,第191页。
  在此前后,受共产国际指示在杨虎城部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王炳南,也通过各种方式向杨虎城进行共同抗日的宣传,使杨虎城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正确主张的认识和理解。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与第十七路军的关系已初步得到了确定,红军与第十七路军接触地带,也在无形之中形成了停战和互不侵犯的状态。
  红一方面军出师东征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于1935年12月23日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第二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即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左权,下达了关于东征的行动计划,指出:中央讨论了战略方针,作战原则及行动计划,通过了军委的报告。关于行动方向,如(在富县)东村时所定。要求以40天为期,完成渡黄河东征的准备工作。②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99、504―505、506页。
  193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了东征山西的方针和准备工作。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情况。毛泽东在作结论时强调首先要打胜仗,才能创造苏区;还对新兵的补充和训练,干部的训练和配备,枪支弹药的修造,被服、食盐的供应等各项准备工作,提出具体任务和要求。②。
  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常委会议,讨论行动方针和组织分工问题。会议决定:彭德怀、林育英(张浩)到中央政治局工作;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育英、何凯丰(何克全)随红军主力行动;周恩来、秦邦宪、邓发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王稼祥病愈后可参加会议。③。
  1月19日,西北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签署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叛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直接开火;命令陕甘苏区的抗日红军和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坚决保卫陕甘苏区,扩大陕甘苏区这个抗日战争的根据地;命令黄河两岸的抗日红军、游击队和民众,奋勇过河东去,在河东发展抗日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打大胜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7页。
  在这一命令签署后,为严守行动秘密,直至2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东渡黄河以前才予以公布。
  在中共中央和西北军委领导人为东征进行周密安排和部署的同时,中共中央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联络与谈判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为了加强对这两支部队和一切愿意或可能与红军联合抗日的其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秦邦宪),于1月26日署名颁发了西北办事处《关于成立外交部的命令》,命令全文是:“为加强对外连(联)络、宣传、外交等事宜,以贯彻及实现本政府最近主张之组织抗战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起见,特在西北办事处下设立外交部,并以博古同志兼任外交部长。此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36页。
  西北办事处外交部的成立,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在秦邦宪签署《关于成立外交部的命令》的当天,也就是1月26日,毛泽东离开瓦窑堡,前往延长县城。这一天,是农历丙子年正月初三日。
  毛泽东离开瓦窑堡后,经冯家坪、文安驿(均属延川县)、后段家河(属延长县),于1月29日到达延长城。1月31日,毛泽东在延长城主持召开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会议进一步讨论了战略方针和东征战役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反复说明东征讨伐阎锡山,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指出: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接,也解决红军的给养和扩大等问题。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8―509页。
  毛泽东在补充发言中说:一定要保证黄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进退有据。②。
  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宣布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组织部长黄克诚、敌军工作部部长李涛、民运部长刘晓、宣传部长陆定一、后勤部长杨立三。
  2月4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离开延长县城,经延川县境,前往清涧袁家沟。在此前后,张闻天由瓦窑堡启程,赶到清涧,与毛泽东等汇合。
  毛泽东在袁家沟侦察渡口情况,督促渡河准备工作期间,适逢大雪。毛泽东诗兴遄发,写下了千古名篇《沁园春?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