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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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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求 索 篇(4)
发布时间:2019-08-16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就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与东北军的联络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之中。2月8日,张闻天致电周恩来:“与王(以哲)通报之密本呼号已交李庆(即李克农)同志带来瓦窑堡,近未与王(以哲)通讯。”②③⑤《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99―300、299―300、299―300、302页。
  第二天,张闻天再次致电周恩来:“张(学良)回后如王(以哲)无消息,请去电问王以哲。”②电报还提出:“彭(德怀)毛(泽东)前方来收新闻,如有较重要消息,请电告。”③。
  2月10日,周恩来在瓦窑堡亲自布置李克农再次前往洛川谈判事宜。周恩来说:按照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即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先商谈局部合作抗日和经济通商问题,力争谈成;对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中央请示。《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06页。
  为了更加便利地与东北军进行联络,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于2月18日致电周恩来:“陕甘省委电台可调至河口,对张学良交涉可直接通电。”⑤。
  2月19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电报指出: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号召全国,必为蒋介石等所深恨,制造谣言以中伤破坏两方团结,实意中事。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特派李克农即日起赴洛川面谈一切。《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12页。
  从2月20日20时起,红一方面军主力分别从绥德县沟口和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发起东征战役,一举突破了阎锡山部队的防线。至23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全部控制了从辛关至三交镇之间的黄河东岸各渡口,并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在内的横宽50余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在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东征战役的当天。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彭德怀:李克农明21日启程,25日可到洛川,望告王以哲。③《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03页。
  2月21日,毛泽东从清涧河口东渡黄河。当天,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对后方工作予以安排,并指出:“此次李克农交涉指挥,我们前方诸人可以担任。”③同一天,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以中共中央及军委的名义发出给李克农的训令。训令指出:估计张学良“愿意与我们继续谈判,准备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同意抗日,但不同意打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接受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我们的策略则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协定”,“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讨叛国贼不可分离”。③《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03页。
  训令还指出:如张(学良)提出取消苏维埃,则(李)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在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作取消双方政府,成立全国人民公意的政治制度的初步讨论;如张(学良)提出取消暴动,则(李)克农提出取消一切国民党的压迫制度、封建剥削。《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14页。
  训令还提出,在谈判中应“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交涉的指导在于中央军委”。③。
  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北军委的安排,李克农于2月21日从瓦窑堡启程。随李克农一起前往洛川的还有担任机要工作的戴镜元、一位负责保卫工作的西北办事处机关总支书记和高福源。
  出生于1909年的戴镜元是福建省永定县人。192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永定农民暴动。1929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任共青团永定县委书记、福建省连城独立团政治委员、中共连城县委代理书记。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任中革军委第二局研究员、参谋等职。长征途中,从1935年2月,任中革军委研究员、党支部书记。1935年11月起,在西北军委机关工作。戴镜元在题为《从洛川会谈到延安会谈》的回忆文章中记述说:
  (2月)25日当天下着鹅毛大雪,路滑雪深,行走困难。中午到达富县,在城外山下一个小村休息。高福源先进城联络后,山上守城部队东北军一个团长立即出来迎接我们进城,另外由一位师长出面宴请我们。中午饭后,护送我们的同志和马夫等牵着马回瓦窑堡去了。我们骑东北骑兵用的马,一色纯白,由东北军护送,当天下午5时左右到了洛川。
  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军部在洛川,王和他的参谋长赵镇藩热情地接待我们,排我们住在离军部很近的一座独院里,这是一座四进的深院,我们住在最里院。当天晚上,电告中央:“李(克农)等四人已安抵洛川。”我们没有带电台,电报是由东北军六十七军的电台发往山西石楼的。
  同时,王以哲亦于当晚电报张学良,汇报我们到达洛川的情况。张学良回了一个电报,说他因事要去南京,一下子回不来,要王以哲、赵镇藩先同我们商谈六十七军和红军之间的局部合作问题,其余重大问题等他回来再谈。李海文主编:《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一编,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79―180页。
  随后,李克农与王以哲从2月26日至28日进行了初步谈判,并达成了三条协定草案。李克农随即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和彭德怀于2月29日复电李克农,对同王以哲初步达成的三条协定草案提出补充意见:一、为巩固两军团结一致抗日,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原注)。二、富县、甘泉、肤施(即延安)交通可即恢复来往。三、肤施、甘泉两城现驻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照价购买。四、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关系。②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17、517、519―520页。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李克农和王以哲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协商,并达成了口头协定。②李克农将口头协定电告中央。3月3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复电李克农,同意他与王以哲达成的口头协定。第二天,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留守瓦窑堡的秦邦宪、李维汉、林伯渠、张云逸,指出我军与王以哲军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口头协定业已订立,请通知陕甘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对富县、甘泉、延安、洛川等县,凡属王以哲军,务以友军相待,对其通过苏区者表示诚意的欢迎与招待;另要钱之光前往洛川找李克农,采办西药、布匹等物资。③。
  根据这一指示,担任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贸易总局局长的钱之光随即赶往洛川。在王以哲的帮助下,钱之光前往西安,由第六十七军驻西安办事处给以大力协助,采购了一批西药和布匹等物资。
  3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联名致电红一方面军各军,中共陕北、陕甘两省省委负责人,指出:关于我方与东北军整个协定,尚在磋商之中。现先与六十七军王以哲所部订立口头协定,于3月5日实行,协定如下:(一)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和?县(今富县)、甘泉、肤施(今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与经济通商。(三)肤施、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秣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四)恢复红白区之间通商。②《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07页。
  电文还要求陕北、陕甘省委及军区口头传达协定(不得出布告――原注),“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关系,以达到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讨论抗日讨叛国贼之目的。”②就在当天,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王以哲,指出双方协定虽系口头协定,会比“寻常外交上文字协定更为诚信无欺”。《彭德怀年谱》,第141页。
  在此之前,由毛泽东起草,以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签署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于3月1日正式发布。该布告全文如下:
  为布告事:照得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无人制止。蒋介石、阎锡山、宋哲元,奴颜婢膝,媚外成性。全国丧亡,迫在眼前。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派遣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凡属爱国军人,不论积极地与本军联合抗日,或消极地不反对本军及爱国人民抗日者,本军均愿与之进行协商、协定或谅解。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其有大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叛国贼论罪。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叛国贼!抗日民族战争万岁!自由平等与领土完整的新中国万岁!特此布告。《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83―384页。
  布告的发布,进一步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有关政策,扩大了红军东征的政治影响,也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
  在毛泽东和彭德怀复电李克农,同意他与王以哲达成的口头协定的当天,张学良由南京返回西安。第二天,也就是3月4日,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来到洛川。戴镜元回忆说,张学良“一下飞机就到住地看望我们。他是化了装的,身着银灰色长袍,外套黑绒马褂,戴礼帽墨镜,手提文明棍,颇似富商模样。他来到我们住地大院,有王以哲陪同,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大家都很亲切,不感拘束”。②《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一编,第182页。
  据戴镜元回忆,张学良在会谈中向李克农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
  二、要抗日如何抗法?共产党对国防问题的看法如何?
  三、共产党为什么不去宁夏,反而东渡黄河去山西?他认为宁夏靠近绥远前线,又接近苏联,担心东征会吃阎锡山的亏。
  四、红军和东北军如何派出代表去苏联?请苏联援助中国抗日。②。
  戴镜元回忆说:
  李克农同志根据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党的政策做了以下说明:
  一、蒋介石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专打内战,不抗日。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把东北三省送给了日本,华北也岌岌可危,内战从未停止,还残酷镇压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所以我们不能把蒋介石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如果蒋介石放弃反共、反人民和不抗日的反动政策,我们是可以考虑的。
  二、抗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国际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发动全国人民一致对敌,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另外,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不可能速胜,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长期作战,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三、红军东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到宁夏对全国影响小,我们对东征胜利是有把握的。东渡黄河去山西,还可以适当解决我军军需和兵源问题。《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一编,第182―183页。
  李克农和张学良的会谈至3月5日凌晨5时结束。李克农随即两次发电向毛泽东和彭德怀作了汇报。据戴镜元回忆说:“会谈达成几项口头协议:一、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再次商谈。地点在肤施(延安),时间由中共决定。二、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通道问题。三、中共派一位联络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予适当名义作掩护。”《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一编,第183页。
  毛泽东和彭德怀在接到李克农的电报后,即复电李克农:“本日两电均悉,甚慰。”“周(恩来)、博(古,即秦邦宪)均来前方商事,10号可毕,17号我方负责代表可到延安,赴友邦代表及西安常驻代表人选即可决定。”电报还要李克农直接来石楼报告谈判情况,并将王以哲设法为我方搜集的书籍、报刊等直接带来前方。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20、521―522页。
  在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判达成口头协定之后,王以哲决定将困守甘泉的部队调回,由其他部队接防。王以哲将这一情况向毛泽东作了通报。3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正率部围困甘泉的中共陕甘省委书记兼红二十九军政治委员朱理治和中共陕西省委军事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萧劲光:王以哲派兵到甘泉换防,我们已同意。“无论王以哲是否好意,你们应执行前电不得对王(以哲)部攻击。王(以哲)即增兵一团到甘泉,对我们也无大妨碍。”③。
  张学良对这次与李克农的会谈印象较深。他在1957年所写的《杂忆随感漫录》中写道:“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夏间,我得王以哲、刘多荃由洛川来电报告,言‘共匪’派来代表到彼军中,请求与我相见,可否请我莅洛川?我急电允诺,我亲到洛川。‘共匪’的代表为李克农。该时我并不知晓李克农为‘共匪’中何项人物。彼所述的大旨为:‘共匪’愿拥护中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结束土地政策,取消红军名称,听受指挥等等。我认为这些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但彼是否能可以代表整个中国共产党哪?假如毛泽东或周恩来能亲来见,我可以代向中央转达。李(克农)言称,彼所提之条件,乃是中共中央所决议者。如我能以诚相见,彼可以约请毛泽东或周恩来前来会见。彼遂返回瓦窑铺(堡)。”《张学良遗稿》,第108页。
  李克农于3月7日离开洛川,经延长、延川等地,由清涧河口渡过黄河。3月16日到达中共中央的战时所在地石楼。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随即听取了他的汇报。毛泽东等听取汇报后,认为张学良的抗日要求是有诚意的,立即决定以周恩来为中央全权代表,前往肤施同张学良会谈,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根本大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22页。
  当天,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将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通知他,并请他告知张学良。电报还对王以哲惠赠图书表示感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22页。
  两天之后,周恩来电报指示朱理治、萧劲光和时任中共陕甘省委组织部长的欧阳钦:依目前我们与东北军的关系,我们决不应组织或同意在东北军中的兵变和士兵暴动,如果有人来和我们接头,我们应尽力劝阻,以免影响统一战线的进行。《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08页。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精心运作下,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逐步达到了较为密切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