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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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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会 谈 篇(2)
发布时间:2019-08-16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4月11日,雨停之后,周恩来一行即启程,于12日回到瓦窑堡。在周恩来由川口启程的当天,毛泽东、彭德怀在山西隰县的义泉镇复电林彪、聂荣臻,通报了周恩来同张学良的会谈结果。电报说:“周副主席于9日下午8时入肤施城,10日晨4时出城,与张学良谈一夜。结果:(一)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认为唯一出路,十大政纲张(学良)研究后,提出意见。(二)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张(学良)之部队可让路。二、六军团则须得中央军同意,彼可任斡旋。(三)派赴苏联代表,他的由欧洲去,我们的张(学良)任保护,由新疆去。(四)完全同意停止内战,并谓如红军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止内)战运动更有力。(五)在他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令进占苏区。”“(六)通商问题,普通办货由我们设店自购,军用品由他代办,子弹可供给。(七)互派代表常驻。(八)张(学良)云,红军出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彼主张红军经营绥远,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万福麟部不打我们。”《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34页。
  4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延安会谈结果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刘鼎到张学良处继续谈判;白坚驻张(学良)处任联络员;李克农与王以哲保持密切关系;派戴季英经张(学良)处去陕南巡视;邓发为中央代表经西安、新疆赴苏联。在肤施、宜川、洛川、店子(应为店头,在今黄陵县境内)、西安建立中共与白区的交通机关。鉴于张学良不能不执行蒋介石的进犯苏区的命令,会议决定在关中加强军事力量,陕南红军逼潼关大道,陕甘地方部队在甘泉、?县(今富县)、肤施(今延安)公路上积极活动,并加紧抗日宣传,争取东北军不打红军。《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11页。
  根据会议决定,白坚随后赴张学良处任联络员。白坚(1911―1968),陕西靖边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夏入北平辅仁大学学习。曾任共青团北平市委西郊区委委员、中共北平市西城区委书记。并和刘澜波、孙志远在东北军骑兵第二师组成工作委员会,任工委书记。1934年秋回到陕北,任陕甘苏区游击北路纵队指挥。1935年2月至9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36年春起,任中共陕甘苏区外交联络员,负责对东北军的联络工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召开的当天,周恩来致电朱理治、萧劲光和中共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并告毛泽东、彭德怀,电报指出:东北军正以主力在关中“围剿”,企图配合第十七路军北进延长、延川、清涧、绥德。电报命令陕甘、关中两苏区红军,破坏敌人的交通工事,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抗日运动,以钳制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北进。27日,周恩来又电告中共陕甘省委:如东北军离开公路抢粮、收租,保护豪绅,则以武力劝阻,严惩东北军政训处人员。《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11―312页。
  4月13日,周恩来还致电毛泽东、彭德怀:“后方与张(学良)电台呼号由刘鼎带去,前方仍保持与王以哲电台关系。”《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35页注〔2〕。第二天,毛泽东、彭德怀复电周恩来:13日12时电悉,我们完全同意。“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35页。
  同一天,毛泽东和彭德怀还电告王以哲,从本日起,敝方与贵方一切具体接洽与商谈关系,统由周恩来负责。②。
  4月22日早晨,周恩来挥毫写下致张学良的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汉卿先生:
  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其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先生闻之得毋具有同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直之外,诸维鉴察。并颂。
  勋祺!
  周恩来拜。
  四月二十二日晨。
  以哲军长处恕不另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杂志社编:《红书简》第1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51―152页。
  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信由刘鼎携带面交。在刘鼎临行前,周恩来嘱咐他:你去当代表,对我党我军非常重要。你与张学良已有了好的关系,要继续推进,要善意地帮助他,一定会越做越好。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第一次出马,一定要做好!中央对你寄托很大期望,努力干吧!③《刘鼎》,第190页。
  周恩来还对刘鼎指出:帮助张(学良)培养出抗日干部,这是很重要,很现实的事,尽量从他部队中选拔、培训,还要招募些青年学兵,东北军有很好的条件。他确实缺干部,要帮助他做组织工作。东北军一旦有一批好的抗日干部,就能成为一支好的抗日同盟军,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武装力量。交通路线已经建立,你要检查帮助。与家里的通讯联络要及时、尽快,切勿耽延。密码照约定的办,小心保密。③由于当时红军在东征时缴获了阎锡山的一批货币,但在西北苏区却无法用于流通的实际状况,周恩来指示刘鼎说:我们有一批山西钞票,你带出去设法兑换,待我供给部门在山西支用。②《刘鼎》,第190、191―192页。
  刘鼎在返回西安后,将运回的一藤箱山西钞票设法委托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到太原去兑换成法币。路易?艾黎(1897―1989),新西兰人。1916年参加新西兰远征军,前往欧洲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7年4月来到中国上海,随后和宋庆龄、鲁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4年在上海又参加了一个国际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工部局的工业督察。接受刘鼎的委托后,路易?艾黎在当年9月,由西安前往太原,找了三家钱庄,才将钞票换完。艾黎将换好的法币带回上海,由宋庆龄将款数凑足一万元,交上海商业银行的章乃器电汇给刘鼎。
  张学良对延安会谈的成果是满意的。据刘鼎在《西安工作札记》中所写,张学良曾对刘鼎这样说:我想像中会谈得好的!会谈后我是太愉快、太满意了,比我想像的好得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我们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他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是这样的有理、有情,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问题。好极了!我要是早日见到他,该多好呀!②21年之后,张学良在台湾写下了《杂忆随感漫录》。在其中题为《同周恩来会见于肤施》一节中,张学良这样写道:“周恩来为人捷给,伶俐机敏。我二人谈至深夜,我曾告诉他:关于政府的一切措施,蒋委员长为国忧劳,宵衣旰食等等的事实。周(恩来)亦承认蒋委员长的为国效劳,并言彼曾先我而为蒋委员长之部下,惜其左右多有亲日主张者。我遂告以我在某次参加会议,讨论广田所提之三原则问题时,当时的驻日大使曾表示,此为最后之条件,我方须考虑容纳。关于承认伪‘满’一事,蒋委员长严厉地说:‘待我蒋某死后,诸公再谈考虑’!我引此一事为证,蒋委员长在丧权辱国之下,决不能向日本低头。周(恩来)言:‘你们既然有抗日决心,为什么必须要消灭愿做前锋、坚决抗日的中共武装哪?”②《张学良遗稿》,第100、110―111页。
  张学良还写道:“我二人随后讨论到具体的条件,大旨如下:(一)共产党的各地武装,集结、点编、受训,以备抗日。(二)取消红军名称,制度、待遇同国军划一。(三)共产党不得再在军中做政治工作。(四)保证不缴械,不欺骗。(五)共产党停止一切斗争的宣传和行动。(六)赦放被捕获的共产党人。(七)划陕北区为其后方,准其非武装的党人居留。(八)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与国军同等复员遣散。(九)准共产党人为合法政党等等。我应允待机向蒋委员长转陈,谅能可成为事实。二人相约,各不得失信,周(恩来)遂告别而去。”②。
  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延安会谈,使中国共产党同东北军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周恩来与张学良的。
  第二次延安会谈4月28日,正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在陕北瓦窑堡的张闻天,指出:“东面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电报还指出:“提议开政治局会,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此关联的问题,地点拟在延长。”《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38―539页。
  5月2日,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到5月5日全部渡完,在延长、延川和永坪一带休整。
  红军东征,历时75天,共消灭国民党军队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枝、炮20余门,并扩大新兵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东征期间,红军在山西1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建立了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后来在山西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于5月2日晚西渡黄河后,当天住延川县刘家山村(今属延川县土岗镇)。5月3日晚,毛泽东来到古里村(今属延川县杨家圪台乡)。5月4日晚,毛泽东来到杨家圪台村(今属延川县杨家圪台乡)。就在毛泽东到达杨家圪台村的当天,收到了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在红军和东北军之间进行联络工作的刘鼎的来电。来电称,此间悉红军西渡,张学良要求早日与周恩来见面商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40页注〔1〕。
  5月5日,毛泽东在杨家圪台村起草了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国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全文如下:
  自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苏区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
  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叛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85―386页。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叛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实际上公开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开始向逼蒋抗日政策的转变。
  在毛泽东和彭德怀指挥东征红军回师西渡时,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等也由瓦窑堡前往黄河西岸的延川县杨家圪台村。
  5月7日,毛泽东和张闻天收到了朱理治从甘泉县城以西的王家坪发来的一封重要电报。朱理治(1907―1978),江苏南通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中共北平市西郊区委书记。1928年8月被捕。1930年出狱后,任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兼党团书记。后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书记,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书记、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中共陕甘省委书记等。1936年1月任红二十九军政治委员。朱理治在电报中转述了途经东北军驻地前往陕北的周建屏带来的张学良的口信。周建屏是一位1927年春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同志。1929年被派遣到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工作,先后担任红军团长、师长,并在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周建屏率红七军团第二十四师掩护主力红军离开苏区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6年4月,受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遣,前往陕北。途经东北军前线指挥部驻地洛川时,周建屏曾与张学良晤谈多次。5月5日,周建屏离开洛川,欲经甘泉王家坪前往瓦窑堡中共中央驻地。行前,张学良托周建屏向周恩来“面谈数事”。周建屏在途经中共陕甘省委驻地甘泉王家坪时,即让朱理治将张学良要他面谈之事电告党中央。朱理治的电报要点如下:
  1?蒋介石“有令直属四师军队”,西渡黄河,汇合杨虎城部队,向北推进。张(学良)为使周建屏相信,还把蒋介石的密令拿给周建屏看。张(学良)担心蒋与杨(虎城)联合起来对付东北军,即要求红军在山西牵制着在晋之中央军,防止其西渡入陕。
  2?张(学良)希望红军留在山西,“不要回陕北”,并在山西给“中央军以打击”。红军如回陕北,恐有六师部队尾随入陕,这对红军、东北军皆不利。
  3?蒋(介石)命令张(学良)调东北军一部由延安进至延川,另一部由延安进至瓦窑堡,构筑碉堡线。为应付蒋(介石),张(学良)要求红军让路,允许东北军在延安、延川、延长之线筑堡。
  4?张(学良)答应供给红军子弹,一种办法是令东北军在甘泉通往延安的大道上运送子弹,由红军去夺取,但“恐双方有损失”;另一种办法是由东北军一个师进攻瓦窑堡,红军预先避开,留下一些废枪,红军再假装打回来,仓促之中,东北军带走废枪,留下子弹。这种打假仗的办法,比较“安全”。
  张学良还表示,周恩来如果愿与他谈话,地点及化装办法均由周建屏面告。③毕万闻著:《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208―209、210页。
  在先后接到刘鼎与朱理治的电报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于5月7日复电刘鼎即转张学良、王以哲,认为再度会谈极为必要,即请张学良决定时间,愈快愈好。电报提出会谈问题为:(一)张学良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二)同杨虎城、阎锡山、马鸿逵、邓宝珊、盛世才、王均、毛炳文七部建立联合战线问题;(三)东北军和红军今后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40页。
  张学良在收到毛泽东5月7日的密电后,即于当天让王以哲复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文提出:“与刘君电已敬悉。兹定于灰(十)日晚仍在肤施与见面,请二兄早到川口,等待派员往接入城。”③
  5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川县杨家圪台村召开。杨家圪台村属延川县所辖,隔交口河与延长县的交口镇相邻。由于交口镇较大而杨家圪台村较小,所以会议的记录中出现了“政治局会议(五月八日于交口)”的记载。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全体同志和红一方面军各军团首长。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作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起去干。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85页。
  会议还讨论了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和创办红军大学问题。
  红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时,西北根据地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蒋介石拒不接受毛泽东、朱德于5月5日发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两个师从吴堡、清涧一线渡河入陕,阎锡山晋绥军的一个师又一个旅从延川、延长一线渡河入陕。驻守横山、绥德、榆林一带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高桂滋两个师,由北向南向根据地腹部进逼。在西北根据地西部,蒋介石命令宁夏马鸿逵、马鸿宾一部部署于根据地边界地区。而在宜川、黄龙一线,则为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甘泉、延安一线,为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红军若采取单纯防御,则势必形成被动挨打的局面。毛泽东在5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择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②《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385页。
  毛泽东在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陕北、宁夏、陕南等行动方向进行了分析之后指出:“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今属陕西省定边县、靖边县)及甘北弄他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②。
  张闻天在会议总结发言时指出:现在形势是抗日与叛国的两极分化,“联日反共”或“联共抗日”尖锐地提到群众的面前。现在群众事实上并不怕共产的帽子,就是张学良也被逼得快要表态了。④《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20页。
  张闻天指出:东征特别在政治方面得到大的胜利,现在则要以国防政府为主要一环。党的基本口号仍是“争取迅速对日作战”。“苏维埃红军要做抗日的火车头”。红军行动方向“要移向甘肃”,“将来还是要向东”。④。
  在会议召开期间,周恩来于5月9日复电王以哲转张学良,电文说:“现在延川与红军同志开会。延川去肤施二百五十里,定明(10)日动(身),12日下午赶到川口,当晚入城,与兄等晤面。”《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