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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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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联 合 篇(4)
发布时间:2019-08-16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10月17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并告彭德怀,通报了张子华14日带回的国民党谈判条件。电报并指出,蒋介石16日到西安,我们正交涉由蒋(介石)派飞机接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97页。
  就在中共中央积极准备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同蒋介石直接进行谈判之际,蒋介石却于10月20日指挥驻甘肃部队近20个师沿兰州、陇西、固原一线,向红军展开全线进攻,企图以南攻北堵战略歼灭红军在黄河右岸的甘肃、宁夏两省的边境地区。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进行督战。
  在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之后,周恩来于10月21日致电张子华,要他转告曾养甫、陈立夫,中共中央决定由潘汉年进行初步的谈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32页。
  此后,潘汉年即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见了陈立夫。潘汉年转交了周恩来9月22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并请陈立夫转交周恩来9月22日致蒋介石的信。陈立夫问潘汉年是代表周恩来个人或是代表毛泽东。潘汉年回答说,他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并非代表任何个人。此后,双方即进行了谈判。据潘汉年在11月12日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的报告中所述,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为存其真,兹照录潘汉年报告原文如下:
  陈(立夫)请我先将我方愿意合作条件告诉他。我乃根据那修正草案(即毛泽东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引者注)讲了一个大概,问陈南京对我们提议有何意,陈于是着重声明代表蒋(介石)委员长作一答复: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部服务;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陈讲完后,笑问我道:“这条件恐不易接受吧?”我也笑着回复他:“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如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这样消耗国力的内战,眼见一时尚无停止可能,日本乘机进攻之野心当亦继续无已,南京日来标榜之决心抵抗,未知从何做起,历史上未见对外对内两重战争可以同时并进,先生以为如何?”他很安静地把眼睛闭上,想了一想,声音很轻地答道:“是的,条件很苛刻,谈判恐一时难于成就,不过周恩来如能全权代表军事出来与蒋面谈,或者保留的军队数目尚可斟酌,如由三千可扩大为一万之数。无论如何,蒋先生中心意旨,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前有电给养甫说可以去广州,所以已派张子华带着护照回去了,你想他能不能出来呢?”我说:“如蒋先生无谈判合作之必要,我想他不会来。”他说:“蒋答应如周出来,他可以和周面谈,或者那时蒋先生条件不致太苛也难说。”我带着一点滑稽笑声问他:“那么要不要把蒋先生所提收编各点同时打电报给里面呢?”他思索一回说:“这样恐周不能来,我也这样估计。暂时不提也好,看周到底愿不愿与蒋亲自谈。”我说:“如不把贵方意见提出,仅说蒋愿见他,岂不是我骗他出来,何况正在交战激烈之际,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陈说:“能否停战蒋先生意思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而军事问题,双方谈了必须负责,因此必须双方军事直接负责人面谈。”我乘机改变谈话中心,要求先谈停战,无条件的,暂时的,为了双方军事负责人面商起见,先讨论如何迅速暂时各守原防休战。他拒绝这提议。大家静默了好久,张冲在旁建议,如周愿出来,由他方负责保障安全,可以不必怀疑等话。陈说这不成问题,如周答应出来,倘认张子华带进去的护照还不够,可另想办法。他又提议我先打一个只提要周出来与蒋谈军队问题的电报,至蒋所提各点,看里面有无复电再说。我把这事抛开,对陈提议:双方当局对整个问题恐一时难于接近谈判成熟,可否与陈先生直接所负各种政治的、群众的运动,以至于反对政学系汉奸等部分问题进行局部统一运动的谈判,这样也是(引)成将来整个合作的基础。他们听了这提议,陈张相视,表示惊异,很久陈才答复:“这是不可以,必须整个来谈,必须在唯一领袖意旨下来进行工作。还是请你先打一个请恩来出来的电报。”我觉得陷于僵局也不是办法,最后接受了他的提议,用张子华带去那密码打了一个电报给你们,想已收到,同时昨天由毅处(即张学良处――引者注)转上一个较简单的电报,想已可明白。目前由张冲负责与我经常约好通信联络,如来往电报由他派人来沪收送。在张送我出沧州〔饭店〕时,特别表示陈对蒋所提办法甚为失望,但他们将用尽一切力量促成此事。我亦表示正式谈判,恐时间还未到,不过南京方面什么时候感觉真需要正式谈,可以随时找我。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17―219页。
  潘汉年在这份报告中还向党中央汇报了在此次谈判前后获得的重要情报,并提出了对南京谈判中的一些建议,以及对进一步畅通地下交通联络问题的意见等。
  在接到潘汉年的报告后,毛泽东、张闻天于11月22日致电潘汉年,强调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12、613―614页。
  在此之前,潘汉年与陈立夫于11月19日在南京举行了谈判。陈立夫转达蒋介石的意见,坚持11月10日谈判中提出的四项条件,并“仍主先谈军队条件,其他方能解决”。《潘汉年在上海》,第229页。
  在国民党方面根本立场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潘汉年于当天晚上乘火车返回上海,并于当天向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周恩来电告了此次谈判的情况。
  11月2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通报国际国内及红军情况。电报指出:“蒋介石还站在中间地位,对日仍力求妥协,但比过去强硬了许多,对我力求缩小苏区打击红军,但已觉得困难,许其部下二陈(指陈果夫、陈立夫――引者注)与我谈判。潘汉年去南京两次,距离甚远,一时不易成就。我之政策,一方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动;一方面红军消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苏区与红军任务坚持打蒋,不稍放松。”③
  12月8日,中共中央接到潘汉年的来电。潘汉年在电报中汇报了本月上旬再度同陈立夫谈判的情况,告知:彼方继续坚持苏区和红军必须先行改制改名,统一行政和军事组织于南京政府领导之下,限制红军改编后的总人数不超过三万人,否认谈判的平等地位。《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94页。
  12月10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将军,通报了中共与蒋介石代表的谈判情况:“陈立夫第三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三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电报还表示:“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之让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19―620页。
  同一天,毛泽东还致电潘汉年,指出:“合作为实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蒋介石似当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诸君如不能促成蒋氏此种决心,则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电报还指示潘汉年在谈判中应掌握的原则:“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0页。
  至此,潘汉年作为中国共产党正式谈判代表与南京国民党方面的谈判因难以取得重大进展而出现了暂时的僵局。但是,通过这些接触,为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9日,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率领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一部会师。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领导人左权、聂荣臻在甘肃静宁以北的平锋镇会面。10月22日和23日,红二、红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会师。至此,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长征的胜利向全国和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具有无比顽强的生命力的,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缔造了以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为主要标志的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走向胜利的强大动力。
  在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到达静宁平锋镇的当天,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即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彭德怀、贺龙、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指出: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为着政治上动员全军执行新的伟大任务,为着使全军完全团结于共产国际、党中央及军委的路线之下,为着使全军从政治上军事上提高一步,中央及军委决定,从11月1日起至7日止,以十月革命为中心,进行七天的教育计划。全军同时于11月7日举行庆祝三个方面军会合、誓师抗日与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大会。《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99页。
  10月26日,毛泽东起草并发出了以毛泽东、朱德等46名红军将领联名的《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毛泽东等在书中重申了10月15日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缴获之人员武装,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之);(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行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帮助。”毛泽东等指出:“依此命令,红军前线各部迄未向诸先生的部队作激烈的抗击,且逐步退让,以期诸先生的自觉。但是如果诸先生以为这是红军的示怯,那么未免大错。在十年对垒之中,为民族、为自由、为正义而战的红军的士气与战斗力,诸先生中不乏身受其教训者。现在集全国精锐于一处,用以抗击诸先生的师出无名和内部充满停战抗日情绪的部队,胜负之数,即诸先生亦当了然。”毛泽东等指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并且提出:“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58―459页。
  毛泽东等红军将领情真意挚的表示并没有打动利令智昏的蒋介石。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所部第一军由南向北向红军主力部队不断逼近。
  11月15日,中革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电报指出:“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人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为我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的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电报要求:“一切具体布置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地战胜敌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10页。
  从次日起,红军各部开始向甘肃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集中。11月20日,胡宗南第一军第七十八师侵占山城堡。11月21日,敌七十八师由山城堡继续向东攻击。彭德怀指挥红军各部发起猛烈进攻,经一昼夜的激战,全歼敌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全部又两个团。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使得胡宗南所部全线后撤。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的进攻,自此役后实际上被停止。
  在山城堡战役取得胜利后,彭德怀于11月22日致电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指出:蒋介石不顾红军停战抗日之呼吁,不顾国难严重,仍大举向苏区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之后再制裁联红抗日之东北军。所以,此时东北军只有与红军协力,互相援助,击破蒋介石,共同争取抗日,方是民族革命之出路。《彭德怀年谱》,第165页。
  在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周恩来于11月15日离开保安,代表中共中央前往河连湾迎接二、四方面军领导人。18日,周恩来来到河连湾,见到了朱德、张国焘。19日,周恩来到达洪德城,与贺龙、关向应会面。随后,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精心部署红军主力隐蔽集结,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周恩来在此前后,用大量的时间向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宣传党中央的政策。经过多方面的工作,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于11月24日,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及红一、二、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信中写道:“在党中央及军委的坚决领导之下,在三个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胜利会师一致团结一致努力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36―337页。
  11月30日,周恩来和朱德、张国焘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以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已到保安,情形甚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17页。
  12月6日,保安城举行了隆重的欢迎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联欢大会。毛泽东主席发表了热情的演讲。
  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命令决定,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萧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等23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以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同时,中革军委主席团发布命令,任命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任命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
  在中革军委组织扩大后,即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杨尚昆的名义发布《抗日人民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全文如下:
  照得人民红军,志在救国救民。打倒叛国汉奸,驱逐倭寇日本。争取民族独立,还我河山完整。联合全国同胞,工农商学军政。成立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废除苛捐杂税,厉行安定民生。工人增加工钱,田租利息减轻。保护贸易自由,救济失业学生。作恶土豪财产,分给抗日军民。红军纪律严明,绝不骚扰百姓。凡我爱国同胞,安居乐业勿惊。倘有造谣破坏,惩办决不容情。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174页。
  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扩大,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内部的团结,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毛泽东说:“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在周密部署、最终实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同时,还把工作的另一个侧重点放在逼蒋抗日方面,力图使国内政治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
  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和统一战线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林伯渠、林彪、吴亮平。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并作结论。毛泽东在报告中认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毛泽东说:“对蒋(介石)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然而蒋(介石)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14页。
  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蒋介石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一面派人同我们谈判、妥协,一面向我们进攻,即使他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始终要动摇的。周恩来强调以实现逼蒋抗日来决定我们的战略计划。③《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35―336、335页。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现在全国形势是有利于我们的,不能因蒋(介石)的某些摇摆而忽视总的形势。”目前“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其因素是:日本的进攻,英国态度变强,蒋介石的动摇,走到抗日方面来的人增多。《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89页。
  会议决定,中共要利用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红军的军事行动应以促成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方向;可以同意南京政府提出的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的条件,但要坚持党的领导。③。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4日,在日本“德化”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的指挥下,汉奸李宗信和王英组织的所谓“蒙古军”和“大汉义军”向绥远发起进攻。驻绥远的傅作义军队奋起还击,于11月18日取得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11月26日,傅作义军队又克复德王统率的蒙古军盘踞的百灵庙。绥远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的首度攻势作战。绥远抗战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援绥运动。
  11月21日,毛泽东同朱德致电傅作义将军,电报说:“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电报表示:“红军抗日援绥,且具决心。”“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12页。
  12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关于绥远抗战通电》。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停止进攻红军”,“开放人民救亡运动”,“召集各党、各派、各界的抗日救国大会或国防会议”。通电表示:“全中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即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的抗日战线,并愿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率机关之指挥。”《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40―1941页。
  通电还忠告南京政府:“若再因循延误,坐视傅作义将军等局部抗战而不救,而仍旧专心致力于压迫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与进攻抗日红军,则其结果不但将给民族国家以不能补救的损失,而南京当局亦将自绝于国人。”《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92―393页。
  就在绥远抗战前线鏖战正急,全国人民的援绥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国民党当局却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在上海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人逮捕关押,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极大关注,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抗议,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营救运动。
  身处万山丛中的保安山城,毛泽东时时洞察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11月28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蒋介石还站在中间地位,对日力求妥协,但比过去强硬了许多,对我力求缩小苏区打击红军,但已觉得困难,许其部下二陈(指陈立夫和陈果夫)与我谈判。”电报还说:“我之政策,一方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动,一方面红军消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苏区与红军任务坚持打蒋,不稍放松。”《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13―614页。
  在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关于绥远抗战通电》的当天,即12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林彪、刘伯承、叶剑英、张云逸、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董振堂、罗炳辉、邵式平、郭洪涛19位红军将领,率中国人民红军发表致蒋介石的公开信,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
  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感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人之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64页。
  在此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为了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不懈地进行着努力。
  12月5日,毛泽东致信冯玉祥。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今巢湖市),出生于河北青县。1896年入营为兵。后升任第一混成协二十镇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武昌起义后,举兵参加滦州起义,并出任起义军参谋总长。后任团长、旅长等职。此后,参加了驱逐“辫帅”张勋运动,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政府。1925年调任西北边防督办。1926年9月,与于右任等举行五原誓师,响应国民政府北伐,出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1928年2月起,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同年8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后因军队编遣等问题与蒋介石发生冲突,遂发动讨蒋战争,即中原大战。兵败后,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主张抗日,并提出抗日救亡的十三项主张。1933年5月,与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推举为总司令。此后,因蒋介石、何应钦以武力相威逼,冯玉祥被迫隐居泰山。1935年4月,冯玉祥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1936年1月,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毛泽东在致冯玉祥的信中写道:“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信中指出:“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否则,长城淞沪诸役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毛泽东还十分坦诚地表示:“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徜者不吝教诲,锡山圭针,敢不拜赐!敝方抗日救国纲领,具见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前曾遣人付上,谅承鉴察,有何评判,愿接高明。”《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66页。
  当天,毛泽东还致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信中说:“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然国民党中如不战胜其降日派与妥协派则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属望于国民党中之抗日派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向着降日妥协之辈进行坚决之斗争。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孙科,字哲生)先生。”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18页。
  同一天,毛泽东还致信杨虎城将军,就以下事情同他协商:其一,联合救国之大计,以长安为中心的五大省区宜有一种具体合作计划。其二,敝方以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部队甚大,给养困难,弹药亦待补充,拟向兄处暂借30万元。其三,敝军行动方向目前虽尚难确定,然不论东西南北,均与贵军唇齿相关患难与共。其四,空间通信再不可缓。②从毛泽东的这封信中我们以得可知,中共中央对杨虎城将军是十分信赖的,因此才向他提出“暂借30万元”以资军用的要求。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杨虎城的谨慎小心,直至此时,中共中央与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的无线电通信尚未建立。
  电台发报机“嘀嘀”的键盘声回响在山城保安的上空。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无法预料,在古城西安,正酝酿着一场惊天动地的突发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