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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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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兵 谏 篇(3)
发布时间:2019-08-16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骊山搜山的行动是紧张而有秩序的。王玉瓒回忆说,接到搜山的命令后,“我随即带人越过飞虹桥,跑出开阳门,同官兵们一起上山搜索。这时天色微明,骊山上下尽是搜山战士。躲藏在距五间厅500多米半山腰大石头后面乱草丛中的蒋介石,可能是由于又怕又冷,不时伸出头来,窥视周围动静,准备翻山逃走。恰被我营手枪排的班长刘允政、翟德俊两人发现,连声大喊:‘蒋委员长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闻声跑去,而孙铭九已先跑到蒋躲藏的大石处。”《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90页。
  临潼扣蒋的参加者之一,当时任张学良卫队二营代理营长职务的商同昌回忆说:“当搜到山半坳时,一个新兵看见蒋介石的一个卫士,脚趾受伤,躺在地上;离他二三十步远的地方,有一个坑,坑里有人在动。这个新兵向坑旁边打了一枪,同时喊:‘站起来!’那人站了起来。班长陈至孝一看,是蒋介石,于是,一面大声喊:‘蒋委员长在这里!’一面跑上去,见蒋介石穿着睡衣裤,脸色煞白,手被荆棘划破,正流着血。蒋介石问陈班长叫什么名字?陈答:‘我叫陈至孝。’蒋介石用手指指着自己的头说:‘陈同志,你把我打死吧!’陈说:‘我们请委员长准许我们抗日,打回老家去,我们怎能打死委员长呢?’蒋听了以后,闭口无言,这时孙铭九跑到蒋的跟前,给蒋介石磕了一个头说:‘委员长,你可救了我(卫二营是担任扣蒋任务的,如果扣押不到蒋,就无法向张学良交代)。’孙请蒋下山,蒋说:‘请张副司令来。’孙不再和他?嗦,把他背起来。行了一段路以后,换别人背蒋下了山。”《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05页。
  尽管王玉瓒和商同昌的回忆中,对究竟是卫队一营还是卫队二营的士兵首先发现了蒋介石的说法不尽相同,但最终将蒋介石扣获的是孙铭九,却是确定无疑的。据詹姆斯?贝特兰在采访孙铭九后所写报道说:
  孙铭九向他打了招呼,总司令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孙回答说,“我们不开枪。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抗日。”
  蒋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结结巴巴地说,“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
  “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
  总司令闻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马送他下山。“这里没有马,”孙铭九说,“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蒋介石前面蹲下。蒋介石犹豫了一会儿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这个年轻军官的宽阔的背上。他们就这样在军队护卫下下了山,等仆人送来了他的鞋子,然后在山脚下上了汽车开到西安去。
  “既往不咎,”孙铭九对他说,“从今开始中国必须采取新政策。你打算怎么办?……中国的唯一紧急任务就是打日本。这是东北人民的特别要求。你为什么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红军?”
  “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蒋介石大声说,“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的政策是正确的。”《西行漫记》,第365页。
  作为当事者的蒋介石也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了自己被扣的经过:“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二次,均未为所发觉。急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其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即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来前,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72页。
  需要补记一笔的是,蒋介石被扣之处,后来成了国民党一些党政军大员们为蒋介石“歌功颂德”之地。陈立夫、陈果夫、戴季陶、陈诚、胡宗南和卫立煌等人书写的“民族复兴纪念石”、“虎谷龙岩”、“天地正气”、“仰之弥高”、“精诚为国,乃开金石”、“正气浩然”等墨迹先后被刊刻在虎斑石周围的山石上。1946年,时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并代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西安办公厅主任的胡宗南,命令桂永清重新在虎斑石前建立了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仿古建四角亭,并将原名“正气亭”改名“蒙难亭”。1949年5月,西安城被解放后,将此亭改称“捉蒋亭”。1986年12月,又改称为“兵谏亭”。
  张学良听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后,立即派他的亲信、少将副官长谭海前往临潼,接蒋介石回西安。出生于1895年的谭海,字恩波,辽宁省人。他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二期。曾任东北军独立第一?五师副师长,当时是张学良的副官长。12日上午9时许,接蒋介石回西安的车从临潼出发。第一辆车和第四辆车上是全副武装的东北军官兵。第二辆小车上坐着白凤翔和刘桂五。蒋介石坐在第三辆小车。据孙铭九在《临潼扣蒋》一文中回忆说:
  在车里,我坐在蒋的左边,唐君尧坐在右边;前面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蒋皱着眉头刚说出“太挤了”一句话,随即又把话咽了回去。
  车子向着西安奔驰着,蒋不断地用手抚摸胸前,紧闭双目,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我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蒋说:“你们副司令有办法了。”
  “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我说。
  “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小声说,“打共产党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蒋显然是动气了。
  我据理反驳。
  他说:“你!……我是国家领袖,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策没有错!你不懂!”蒋此时神态改变,怒形于色。并说:“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遂闭上眼睛。《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99―200页。
  至此,华清池扣蒋战斗结束。在这一战斗中,东北军有一人负伤。蒋介石的侍从中死伤17人。其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在指挥卫士拼命抵抗时,在五间厅转角处被乱枪流弹击伤。蒋介石的卫士中死伤人员名单,据蒋介石在12月22日日记中所记宋美龄的汇报:“侍从人员及侍卫官在华清池殉难者,有组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区队长毛裕礼、侍卫官蒋瑞昌,及汤根良、张华、洪家荣等诸人,而竺培基及施文彪二人受伤甚重,其余尚待调查。”《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87页。
  其中蒋孝先之被处决,却有着一番传奇色彩。蒋孝先在事变发生时,尚在西安,他是在西安城东十里铺被东北军卫队二营代理营长商同昌俘虏的。据商同昌回忆,当他所带的卫队二营第八连所乘的卡车在十里铺加水后,准备向临潼方向行进时,“从西安方面来一辆小汽车,因为我们的大汽车和部队挡住了马路,停下了。我上前一看,上边坐着两个人(加司机共三人)。我问:‘你们哪里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中间一个人说:‘我是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要紧事。这一位是蒋和昌(也是蒋介石侄儿,当时担任侍从室会计――引者注)。’即掏出一张名片送给我。上边印着两个头衔――一行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卫长,一行是宪兵第三团团长,下边三个字是蒋孝先。我看了以后说;‘对不起,蒋团长!我们也是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紧要事,车马上就开。’我同蒋孝先说话以后就把营政治指导员张某某(忘了名字)找来,我告诉他说:‘这车上坐的是蒋孝先,你带两个士兵坐在蒋的车上,别让他跑了,跟着我的车后边走,扣完蒋介石再处理他。’我又领着张指导员和两个手枪兵向蒋孝先说:‘蒋团长,我们人多,车坐不下,叫三人坐在你的车上。’这时,蒋孝先和蒋和昌面如土色,一声也没有吭。张指导员叫卫兵缴了他们的枪以后,就上了车。这时大汽车上已上好水,我乘兵车先行,张指导员押着蒋孝先后边跟着走。”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03―204、181页。
  在被押到临潼后,蒋孝先由白凤翔所部看押。就在临潼搜山行动开始之际,刘多荃命令将其他被俘的蒋介石卫队和宪兵团人员送往西安,蒋孝先也乘机坐进小车里。据白凤翔的副官常国宾回忆说:“刘多荃对白(凤翔)说,还把他(指蒋孝先)送进城里干什么。白对我说:‘把他弄下来给拾掇了。’我便上去把蒋孝先叫下汽车来。当他走近贵妃池外院西北角上一个小门时,进门一低头,我便向他后面连打了四五枪,这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便一命归阴了。”②西安城里的战斗
  与临潼扣蒋行动发起的几乎同一时间,战斗在西安城里也打响了。担任西安城防司令的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洲和副旅长许权中指挥所部,迅速解除了宪兵一团、保安司令部、长驻省政府的宪兵和西郊飞机场的驻军武装,并占领了飞机场,扣留了作战飞机。炮兵团负责西安火车站方面的警戒任务,警备第三旅则奔袭咸阳,解除了万耀煌所部第二十五军两个团的武装。
  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负责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花园饭店及西北饭店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其中以西京招待所为重点。宋文梅回忆说:“(西京)招待所是人字形建筑,中间有一个客厅,建筑相当坚固。我们迅速解决了卫队的武装,把招待所内所有的人包括一切旅客都集合在大客厅内,让女眷仍留在自己的房内。……一直没有找到陈诚、万耀煌、邵元冲。后来在大厅后面的烧火室里找到马夫,得知陈诚未跑掉,是个矮个。后来班长汪国鑫找到陈诚,一查体高,只到汪的胸部,汪抓住陈诚的衣领,像抓小鸡一样紧迫地问我:‘营长!这是不是陈诚?’陈面色苍白,形容尴尬,因过分惊慌,躯体无力,俯首呆立……身体肥胖的邵元冲不听指挥越墙逃跑中了流弹,倒卧在革命公园东面,后抬至省医院死去。”《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08页。
  当时正住在西京招待所203房间的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的过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0―1950),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奥斯古德镇一个工人家庭。1928年12月,经苏联西伯利亚到达中国,任德国《法兰克福报》驻中国记者。1929年到达上海,认识了鲁迅等人。1932年协助宋庆龄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先后出版了《中国人的命运》(1932年出版)、《中国红军在前进》(1934年出版)。1936年10月,史沫特莱应她曾经在上海保护过的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在张学良处担任中共驻东北军联络代表的刘鼎邀请,从上海来到西安。在西安期间,史沫特莱曾和从西北苏区采访归来的美国记者斯诺亲切重逢,也曾为从国民党监狱里逃出的著名作家丁玲奔赴苏区而欣喜饯行。
  史沫特莱用生动而形象的语言记述了自己12月12日清晨在西京招待所的经历:
  这天夜里我不能入睡,没有脱衣服,通宵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我站在窗前望着黎明前的破晓。晨光熹微,我听到一阵机关枪哒哒声和步枪的劈啪声大作。“好家伙,真干开了!”我想,“蓝衣社特务分子按既定方针行事了!”听到招待所里一阵飞跑的脚步声时,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接着是喊声叫声大作,步枪射击声就在附近的地方,门窗破裂声,玻璃哗啦声,大祸临头、临死前的哀号惨叫声,女人的尖叫声,汽车引擎突然发动声,混成一片。
  门外面有人在用枪托捅门。坐以待毙,我心不甘。我刚退到墙角里,就飞进三颗子弹,破门穿窗而出,玻璃粉碎,门扇捅开了一个洞,我听到几声“日本鬼子”的喊叫声,使我恐怖异常。“我的上帝呀!他们借口我是日本鬼子来杀我了!”
  一个士兵的头从门洞里出现,鼓着眼睛,东张西望。我拼命用中国话喊:“我不是日本鬼子,我是美国人!”
  背后有人把他踉踉跄跄地推进室内。一群年轻士兵跟在他后面,手里揣着步枪蜂拥入室,有的冲进洗澡间,有的捅破更衣室的门。接着又一窝蜂似的走出房间去敲打隔壁经理住的那间房门。但有两个兵留在房子里不走。
  留在室内的两个兵开始在房里转来转去,突然间一个兵用枪托顶住我的肚子,逼我后退,靠墙而立;另一个兵把梳妆台里的东西都翻出来了,见啥拿啥,把我的眼镜盒、手电筒、电池等直往口袋里装,手舞足蹈地收拾我的羊毛衫和毛线衣。
  逼我靠墙而立的那个兵随手掀开我床头上的枕头,我的钱包和所有的钱都在那里,他们两个欣喜若狂地扑过去抓住钱包就地分钱。一个兵拿我的水笔,一个兵拿我的铅笔划了一阵,之后把战利品塞进口袋,各人又从床上拿了一条毛毯,飞跑下楼而去。
  我相信他们只是趁火打劫,一心在于抢东西,于是我摇摇晃晃地走进洗澡间拧开水龙头洗脸,然后坐下来,听到招待所里和附近一带不绝于耳的奇怪的吆喝声。兵大爷逢人冲杀横行霸道的事我在书本上念过,但在这一场西安事变中我才亲身体验了丘八胡来的滋味。这时,恐惧心理被好奇心战胜的我,战战兢兢地向大厅偷偷地看了一眼,然后又到隔壁房门外看了一眼,房间里两口大皮箱开着,衣服扔了满地。《历史现场》,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153―154页。
  令史沫特莱感到十分震惊的是,她的一位朋友、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也有译作赫伯特?温施)在西安街头被警戒的士兵误伤致死。冯海伯博士于1936年7月,经刘鼎介绍来到西安,在七贤庄一号院开设了德国牙科博士冯海伯牙科医院。由于冯海伯在上海时曾为张学良将军诊治过牙疾,所以这所牙科医院受到了张学良的关照。邓中夏烈士的夫人李夏明从上海来到西安后,也在这所牙科医院里工作。李夏明回忆说:“我去七贤庄时已有牙医,他住在前院,每天给外面人治牙病,有两个外国人作助手和买菜烧饭。”《西安七贤庄》,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62页。
  冯海伯的牙科医院成为红军在西安的秘密交通站和物资转运站。丁玲从上海来到西安,就在这里落脚,并由此前往苏区。斯诺由苏区采访归来后,也曾在这里和史沫特莱、丁玲等欢聚,庆贺采访苏区工作的圆满成功。
  冯海伯博士的死亡过程,据美国作家珍妮斯?麦金农、斯蒂芬?麦金农所著《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所述,12月12日清晨,“当射击和抢劫平息下来时,德国牙科医生温施来到了(西京)招待所大门前。当年10月,史沫特莱是在他家里与丁玲和埃德加?斯诺重逢的。温施被阻,不许进入招待所。但他以八点钟与人有约为理由,坚持要进入,强行挤过门口的士兵,推门而入。士兵向他开枪,当场把他打死。史沫特莱马上与中共地下党员、杨虎城的高级参谋王炳南取得联系。王炳南立即赶到现场处理此事。”《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中华书局1991年6月第1版,第218页。
  12月19日,王炳南署名在新创刊的西安《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牙医博士冯海伯的葬期》的启事。全文是:“冯博士,德国犹太人,柏林大学毕业,1931年为德国法西斯政府驱逐来中国。今春来西安,任张学良将军牙医顾问。得张氏帮助在西安开设牙科诊所。不幸于双十二事变中为流弹所伤,不克医治而亡。现蒙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抚协,弟等以同学关系除承办善后外,特选于本月21日上午10时安葬冯博士。冯博士友颇多,恐通知不周,特此登报声明,凡来送葬者无任欢迎。”《西安七贤庄》,第6页。
  冯海伯被安葬在西安城南小南门外附近的一座小山岗上。
  在西安城内的枪声逐渐平息下来后,坐落在西安绥靖公署北门的一些警察还在负隅顽抗。赵寿山回忆说:“约到7点半钟,已将大部分敌人解除武装,枪声也停了下来,只有新城北门外警察大队的一连武装尚在顽抗。我即令李振西:‘限半小时内消灭新城北门外的据点。’李如限完成了任务。到8时,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41页。
  西安城内的战斗全面结束,这无疑令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感到欣慰。但是在战斗中发生的一些破坏纪律的现象,却引起了张学良的忧虑。在19年之后,张学良在回首西安事变时,仍发出了“惊杨(虎城)部之无纪律”《张学良遗稿》,第169页。
  的慨叹。
  张学良、杨虎城同舟共济。
  在临潼扣蒋行动和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西安街头出现了无数张刚刚印刷好的“号外”。这分编号为第一号的“号外”以《张副司令、杨主任暨西北各将领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为题,其全文是:“(一)为停止内战,已将蒋委员长妥为保护,促其省悟。(二)已通电全国并要求政府立即召集救国会议。(三)已请南京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四)此后国是完全决诸于民意,容纳各党各派人才,共负救国责任。”《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36页。
  12月12日上午,由张学良和杨虎城领衔,向国民党中央、南京国民政府,各省主席、各绥靖公署主任、各地军界领导人,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和各学校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在宣言上署名的有: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流;有西北军将领孙蔚如、冯钦哉;有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以及被扣的军政大员朱绍良、马占山、陈诚、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万耀煌等,共19人。《对时局宣言》全文如下: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立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暴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待命之至!《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45―446页。
  随后发布的第二号“号外”,以《张副司令杨主任暨西北各将领救国主张》为题,印发了《对时局宣言》中所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
  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消息,和张、杨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传开后,古城西安成了沸腾的海洋。西安军民30余万人欢欣鼓舞地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城中心所在的钟楼墙体上悬挂起“八项救国主张”的标语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传画。抗日救亡的口号声震撼着古城的上空。
  张学良在签署《对时局宣言》后,即致电时任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中校参谋的解方,要解方和五十一军在兰州响应西安的行动。解方(1908―1984),原名解沛然,曾用名解如川。吉林东平(今东丰)人。193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年回国。1931年任天津保安队侦缉队主任兼戒严司令部检查处处长。1935年起任第五十一军参谋、副旅长、师参谋长等职。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据解方在《兰州事变及其他》一文中回忆,张学良来电的“电文大意是,军事会议破裂,我与杨(虎城)主任合作,已将蒋介石及中央军的诸将领扣押,发表了八项救国主张”。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13、213―214页。
  电文还“命我转达立即在兰州响应西安的行动,发表声明拥护八项主张,并立即切断朱绍良的绥靖公署和南京政府的联系,把中央嫡系在兰州的军队、党部、公安部队一律缴械,将其主要人员看管起来等等”。②。
  当时,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和该军第一一三师师长李振唐、第一一四师师长牟中珩、第一一八师师长周光烈均在西安。留在兰州的只有军参谋长刘忠干和第一一三师参谋长窦光殿、第一一四师参谋长渠金秀、第一一八师参谋长刘嘉干。解方回忆说:“我急速把张学良发来的电文面交参谋长刘忠干,刘读电文大为震惊,赶紧把参谋处长张熙光找来,他们面面相觑之后沉默片刻,问我怎么办?我说这是张副司令的命令,只有坚决执行!张熙光说:‘于军长和三个师长都不在家,怎么办?’我说:‘于军长在西安参加了张副司令发起的行动,于军长一向忠于张副司令,于军长在家也一定会执行张副司令的命令的。三个师长虽然不在,但是三个师的参谋长都在,根据平素考察,应该信任他们。’这样便决定立即把三个师的参谋长和张学良部驻兰州的联络参谋姚荫庭召来,开紧急会议。会上宣读了张学良的电报,大家都表示拥护,接着研究了具体的行动部署,决定当日黄昏立即开始行动。因为当时军长、师长等主官都不在,兰州事变是由军和师的参谋长发动的,所以后来有人把兰州事变称为‘参谋造反’。”《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14页。
  这次所谓的“参谋造反”的军事行动进行得干净利索。解方回忆说,当天“傍晚把部队调到兰州城郊,天一黑开始行动,分头抄了朱绍良的绥靖公署,缴了电台、密码和警卫部队的枪支;抄了甘肃省国民党党部、公安局及兰州的特务组织,把它们所辖的武装部队以及驻在兰州东郊的中央军第七军的炮兵团的武装统统缴械;把绥靖公署、省党部、励志社、军训委员会的头目都抓了起来,软禁在励志社里面,马上发表拥护张、杨将军八项主张声明并将情况报告张学良,同时开始了宣传活动和组织活动。”《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14页。
  杨虎城在西安事变的当日清晨,即亲自打电话要求驻防大荔一带的第十七路军第七军军长兼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要他迅速调动部队,抢占关中的东大门潼关。但冯钦哉却借故拖延,不服从调动,使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率部抢先占领了潼关,从而使关中东大门洞开,形成了对西安的威胁。
  在西安事变发动的当天上午,张学良、杨虎城致电中共中央,告知了事变发动的经过,并希望派负责人前来协助工作。张学良和杨虎城还分别致电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人和各地实力派领导人,说明了西安事变的原委、经过和主张,希望得到理解和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