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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实录

本书作者在真实、客观、公正的基础上,并以资料性、严肃性、科学性和可读性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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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和”“战”篇(1)
发布时间:2019-08-16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蒋介石在临潼被扣送回西安之后,被安置住在新城院内的黄楼。黄楼始建于1927年,后曾予以扩建。该楼以外墙颜色为黄色而得名。1929年10月,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就在新城黄楼处理政务。1932年2月,蒋介石决定改潼关行营为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由潼关行营主任改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绥署办公地址也设于新城内。1933年5月,邵力子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将陕西省政府办公地址迁至新城以西的西华门。新城遂成为西安绥靖公署的专用办公地址。
  新城黄楼中间为会议厅,东西为厢房。蒋介石的卧室在黄楼东厢房。押送蒋介石到西安的孙铭九回忆说:
  我同蒋进屋后,把他引到一张靠椅坐下,我站在蒋的右后侧,靠着一个小茶几。蒋仍手抚胸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口,几次让我坐下,并重复说:“你是个好青年。”
  这时有人进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牛奶。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我随口回答应道:“马上就来的。”蒋又叫道:“叫你们副司令快来!”我没有答应。
  约半小时左右,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袍推门进来,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蒋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教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00页。
  此后,看守蒋介石的任务由第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担任。
  这天上午,被扣押在西安新城杨虎城卫队队长室的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前往新城黄楼看望了蒋介石。邵力子回忆说:“12日上午10时许,张(学良)到卫士队长室来看我。慰问数语后,即说明是对蒋‘兵谏’,他同杨的主旨都在抗日救国。现蒋已到新城大楼,一定要促他反省,保证他安全。我说:‘动机在救国,是可以相信的,但做得太冒险了!开始就不大好,收拾能有把握吗?’张说:‘目前最重要的在劝蒋接受抗日要求,我们是仍愿接受蒋领导的。但蒋现时怒气极盛,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并且拒绝进食,也不肯穿送去的寒衣,请你去劝劝他。’我同意了,即同张去大楼。我单独见蒋,但杨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未退出。蒋问我从何处来,我以实相告。蒋表示决心牺牲,决不受任何要挟,即把对张所说的两点告我:立即送回洛阳或即行枪杀,可由张在两者中任择其一。我说:‘送回暂无可能,枪杀也决不敢。’因问蒋可否考虑如前两次自动辞职,俟国家有需要时再出。蒋说:‘决不能在武力胁迫下考虑这个问题。’我只能坚劝蒋善保身体,即时进餐,并加衣防止受寒而出。”②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91、275、91页。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邵力子来后,他将自己和张学良的谈话内容简约地告诉了邵力子,“并即起草一电稿致余妻,交宋(文梅)营长转张(学良)拍发。盖自分以身为革命殉,不能无遗言以告家属。”②。
  12月13日,张学良在和杨虎城商议后,决定要蒋介石移居玄风桥高桂滋公馆。高桂滋公馆位于金家巷北侧,与张学良公馆仅一墙之隔。这座公馆始建于1933年,竣工于1935年底。包括主楼和三座四合院,占地约1?3万平方米。主楼下有地下室,东为会客厅,西为餐厅,后面为一排卧室,颇为豪华别致。张学良让邵力子劝蒋介石移居于此。邵力子回忆说:“13日上午11时,张(学良)又来,要我劝蒋(介石)移居高桂滋师长新宅。因高宅在张寓金家巷内,便于张随时见蒋,又有御寒设备,草地宽旷,卫生条件好。我去见蒋说了,蒋又严词拒绝,说:‘我决不迁往他处,如张不能送我回洛阳,我就死在此地,这是西安绥靖公署所在,我是行政院院长,所以决不能离开此地。你可即以我此言告张。”③。
  邵力子劝蒋介石没有奏效。张学良又命东北军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劝蒋介石移居。据王菊人在《记西安事变的前后几件事》中所述:“当时刘多荃向蒋说:‘委员长身体怎样?张副司令、杨主任都时时关心。知道委员长休息不好,因为新城是个兵营,一天吹号、上操,很不安静。张副司令、杨主任觉得委员长住个安静地方好。高桂滋的公馆,地址幽静,设备比这里好,今晚想请委员长到那里住……’刘的话还没说完,蒋就大声地‘哎呀’起来,他说:‘我兼行政院院长,西安绥署是行政院的直属机构,我死也死在这里,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枪毙吧!’接着,大家劝了一阵,蒋介石还是不去。”《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81页。
  孙铭九回忆说:“12月13日晚间11时许,张学良把我找去,说:‘我想把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我即去新城大楼,为了免除蒋的恐惧,我特意将服装整理一下,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才小心地推门进去。刚向蒋敬礼还未开口,他便惊慌地急问:‘你这么晚来做什么?’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这里不舒服,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很清静,请委员长来同我一起走吧!’蒋即说:‘我不去,我不去!今天这样晚了,你来干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说:‘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说了半天,他还是不去。”②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00―201、279、280页。
  12月14日下午,端纳由洛阳飞抵西安。端纳是前一天奉宋美龄之命由南京飞抵洛阳的。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5时,端纳来见,以一异国人而不辞远道,冒险前来省视,其忠义足令人感动。见余询安好毕,出余妻之手函示余,即自请与余同住,余允之,端纳谓:‘此间起居实在太不便,务请珍重身体,另迁一处。’”②。
  当天晚上,蒋介石由新城黄楼迁居玄风桥高桂滋公馆主楼,端纳与其同住。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分析了张学良为何要他迁居的原因,他写道:“当时细思张如此一再坚请余移居,终不明其故,或彼以余住新城乃在杨之势力范围内,时久恐余与杨接近,则彼无从作主欤?”③。
  蒋介石的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而张学良之所以要蒋介石由新城黄楼移居玄风桥高桂滋公馆,也必然与12月12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给张学良的复电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这份电报中除了告知张学良:“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之外,还提出了关于兵力部署与调动的建议。电报还向张学良建议:要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以防其收买属员,尤其是不能交给其他部队看管。《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第150页。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建议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后来的事态发展就证实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担心并不是多余:负责在新城黄楼看守蒋介石的宋文梅,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就脱离了第十七路军。据王菊人回忆文章,见《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85页。
  当然,张学良要蒋介石移居,必然要取得杨虎城的同意。据张学良回忆说,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张学良遗稿》,第112页。
  张学良的回忆是在自身尚未获“自由”的情况下写成的,其中不免有违心之言,但对杨虎城当时心态的记述,却是有着一定道理的。在张学良提出蒋介石由新城黄楼移出,自然不会受到杨虎城的阻拦。
  在14日下午见到端纳之前,蒋介石还和杨虎城进行了交谈。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4时命杨虎城来见,余此时始知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问杨何以收拾此变局。杨谓:‘余等始意不如此,后来做得太坏,实无以对委员长。现唯以委员长之命是听,委员长谓应如何则如何耳。’余又问:‘最初发动之情形究竟如何?’杨只谓初时实甚简单,而不肯明言其他。余告以‘万想不到尔等受人煽惑,中人毒计至此,然余亦不能辞其责,余平日推心置腹,防范太疏,致启反动者煽动部下之祸心,以肇此变,即此应向中央及国民引咎,尔等应即收束此局,送余回京,并向中央请罪,庶变乱不致扩大,以贻祸国家,当知救国大计已为尔等贻误不少矣。’杨称当退与诸人商之,遂出。”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79、282页。
  端纳的到来,使蒋介石对南京方面在事变发生后的反应有了初步的了解。在移居于高桂滋公馆的当天晚上,张学良向蒋介石阐述了八项救国主张。
  12月15日,和端纳一起来西安的黄仁霖前来高桂滋公馆,拜见了蒋介石。蒋介石遂“即作一函”给宋美龄。据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所记,信的内容是:“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② 蒋介石将这封信交给黄仁霖,让他转交宋美龄。
  就在这天下午,端纳由西安飞抵洛阳,并随即打长途电话给宋美龄,汇报了西安的情况。南京方面始知蒋介石“并未受到苛刻待遇”,安然无恙。尽管如此,第二天上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仍然作出决议,“讨伐”西安,并推定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16日下午,端纳由洛阳飞返西安,向蒋介石转达了宋美龄要蒋介石阻止何应钦进攻西安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