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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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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和”“战”篇(2)
发布时间:2019-08-16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从16日上午起,国民党中央军的飞机开始轰炸渭南、华县等地。同时,国民党中央军与杨虎城所部在华县也处于对峙状态中。当天晚上,张学良偕西安事变中被扣留的蒋方震来见蒋介石。蒋方震(1882―1938),字百里。浙江海宁人。1901年入日本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后升入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三期学习。1905年以步兵科第三期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次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南苑禁卫军管带、东三省总督督练公署总参议。辛亥起义后,出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1912年12月,蒋方震被袁世凯任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次年6月,因对学校前途感到担忧而自戕殉职,后经抢救而脱离生命危险。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次年2月,蒋方震由北京秘密到达上海。后又前往广州,任两广护国军司令部出师计划股股长。此后,蒋方震曾先后供职于北洋军阀政府和吴佩孚所部。1927年4月,蒋方震多次拒绝了蒋介石要他出任军职的要求。1929年10月,又因参与唐生智反对蒋介石的活动,被软禁在杭州西湖的一个孤岛上。后被解往南京,关押狱中达20个月之久。1935年,蒋方震出任国民政府高等军事顾问。同年冬赴欧洲考察。1936年12月11日,由美国考察返回的蒋方震来到西安向蒋介石汇报。次日晨被扣留于西京招待所。
  蒋介石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记述了他和蒋方震的谈话内容。蒋介石写道:蒋方震“为余言,‘此间事已有转机,但中央军如急攻,则又将促之中变,委员长固不辞为国牺牲,然西北民困乍苏,至可悯念,宜稍留回旋余地,为国家保持元气。’再四婉请余致函中央军事当局,告以不久即可出陕,嘱勿遽进攻,且先停轰炸。余谓:‘此殊不易做到,如确有一最短期限可送余回京,则余可自动去函嘱暂停轰炸三天。然不能由张要求停战,则中央或能见信;如照彼等所言须停止七天,则为缓兵之计,不特中央必不能见信,余亦决不受其欺也。’百里先生谓:‘当再商之,总须派一人去传述消息。’”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83、284页。
  12月17日上午,张学良约蒋方震再次来见蒋介石。蒋方震对蒋介石说:“张(学良)意即照委员长之意,致函中央,令军事当局,在三日内停止进攻,并请派蒋铭山携函飞洛阳。”②。
  蒋介石遂向何应钦写了一封停战手令,原文如下:
  敬之吾见:
  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
  中正手启
  十二月十七日据《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63页所刊手迹抄录。
  当天中午,蒋介石将停战手令和给宋美龄的信(即12月15日所写之信),交给蒋鼎文。蒋鼎文,(1895―1974),字铭山(三),浙江诸暨人。1914年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堂。1921年5月起,先后任孙中山元帅府参谋部中校副官,广东军政府兵站总监部参谋等职。1924年后,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习,任学生队中尉区队长、教官、教导营副营长。后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第二军军长兼第九师师长、陇海西段警备司令、驻闽绥靖公署主任等职。1935年4月,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并在同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蒋鼎文离开西安后,于当天下午飞抵洛阳。次日上午飞抵南京。在此形势下,何应钦的“讨伐”行动被迫中止。
  宋氏兄妹竭力斡旋。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宋美龄正在上海。据宋美龄在1937年2月所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所述:“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噩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电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承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90、279页。
  宋美龄和孔祥熙于当晚乘火车离开上海,13日早晨7时到达南京,与宋美龄同行的还有端纳。端纳(1875―1947),其先祖为苏格兰后裔,出生在澳大利亚。1903年中学毕业后经香港进入中国。结识孙中山,同情中国革命,并参与辛亥革命。后曾在南京参与谋杀张勋的活动。后任北洋政府顾问。1928年后出任张学良的外籍顾问。曾随张学良赴欧考察。张学良回国后,将端纳介绍给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端纳遂成为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的顾问。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曾这样记述自己和端纳的关系:“端纳者,外间常误以为政府所聘之顾问,实则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其地位在宾友之间,而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问之名义。”②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中评价端纳等外国朋友时,曾这样写道:“他们对我是相当的认识,我也引为他们是知己,这里也许是有个原因――是我的性情,有些跟他们相似。”《张学良遗稿》,第115页。
  由于蒋介石和张学良均与端纳有着良好的私人交情,端纳便成为宋美龄首选的赴西安使者。宋美龄在返回南京后,初步了解了南京当局诸要人对事变的措置后,即于当天早晨8时前,“即电张学良告以端纳拟即日飞西安,端纳也同时去电,盼其即复。”《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91页。
  宋美龄回忆说:“是日(13日)晨得张学良来电二通:一致孔(祥熙)部长,一致余者,皆经中途阻碍,延搁已久,读其致余之电,涉及委员长语多不逊。余初愤甚,继念:安知此电果为张所亲笔签发者,安知张非与其部下有隔阂者。即此电确为张所亲发,又安知张非在激昂情绪下措辞失检耶?时端纳西安之行待张学良复电尚未至,为节省时间计,端纳决于午后先飞洛阳,余恐或有需译员处,派黄仁霖偕行。余复请端纳携一函致委员长,函中述余深信吾夫一切措施以民族利益为本。余日夕为彼祈祷上帝。愿彼宽怀余复以长函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端纳夜间由洛阳来长途电话称,于日落时抵洛,彼处离西安虽只余一小时半之飞行,然消息之沉寂,不减于南京,且言是日已有飞机30余架在西安上空飞行示威,目的欲告谕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之手,以张学良预令其驻洛直接指挥之炮队占领机场之命令,其部下实未遵也。端纳复称,彼不问张学良有否复电,决于明晨飞赴西安。余于是夜卒得张学良致端纳电,欢迎其入陕。于是端纳所乘飞机中途被击之顾虑,如得释然矣。”《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92页。
  与端纳一起前往西安的黄仁霖是南京励志社总干事、新生活运动会总干事。
  12月14日上午,端纳从洛阳飞抵西安。张学良派自己的私人管家、美国人杰米?爱尔德前往机场迎接。当天下午5时,端纳随张学良前往新城,见到了蒋介石。端纳将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信交给了蒋介石。信的全文如下:
  夫君爱鉴:
  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即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唯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目下吾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临书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
  敬祝。
  康健!
  妻:美龄(签字)。
  廾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据《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67页所刊信件手迹抄录。
  端纳来到西安,使蒋介石从被扣之时起就已形成的与张学良紧张、敌视的关系得到缓解。宋美龄回忆说:“12月14日(星期一),始发现第一次希望之曙光,确证余主张之未误。盖端纳自西安来电报告,委员长平安,居处甚适,彼正随侍在侧。该电复称,张学良亟盼孔部长赴西安,尤盼余偕行。后又得张学良直接致余电,邀余赴西安,并保证无危害委员长之意。”《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95页。
  端纳来到西安,也引起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毛泽东于12月15日致电张学良:闻兄之前顾问英人端纳有来陕说,如宜经过端纳停止南京正在发动的内战,并争取英国同情,乘端纳返宁派人同去,与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三人接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3页。
  端纳于15日下午由西安飞抵洛阳,即用长途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西安之行的所见所闻。宋美龄回忆说:“余于星期二(12月15日)下午,突得端纳由洛阳打来长途电话,诚令余惊喜若狂。盖端纳于是晨冒恶劣气候之危险,飞抵洛阳,直接告我以西安之真相,彼以简短之言词,叙述全局,谓委员长并未受苛刻待遇。端纳到达后,委员长已允迁入较舒适之房屋,斯时委员长始初次与张学良谈话,惟怒气仍未息,张表示决随委员长入京。盖彼自承举动虽错误,然动机确系纯洁;张盼余入西安,亦盼孔部长同行,彼与其部下对余推崇备至云云。然最后又言,委员长坚嘱余切勿赴西安。余请端纳明日来京,端纳称,彼已允委员长及张当日返西安。惟气候恶劣,不利飞行,决于明晨返西安,京行势难办到。余因告以军事长官已决定立即进攻西安,彼西安或有危险。并嘱其以真相设法转告委员长。”《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96页。
  端纳于12月16日由洛阳飞抵西安,再次入陕。
  西安事变发生时,宋子文正在香港。12月13日上午,正当宋子文欲由香港启程飞回上海前,收到了一封上海来电,告诉他“西安发生了兵变,(蒋)委员长生死未卜。”《西安事变日志》,见杨天石主编:《史事探幽》(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89页。
  宋子文返回上海后,见到了张学良的西安来电,这封电报系发给宋子文、孔祥熙并转王晓籁、钱新元、林康侯、陈光甫、贝淞荪等人的。电文称:“日寇深入,凛念覆亡,此间所有举措,皆为增加抗战力量,绝非从事内争。”电文中还提出:“上海系全国金融枢纽,未容紊乱。请公关切邦国,尤其金融界之众望,希力予维持,并转向金融界同人详切说明此间举动,决无肇启纠纷之意。务使安定照常,不稍恐慌。诚恐外问谣传,不明真相,特电奉达。”②《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第317页。
  12月14日,宋子文在上海中国银行召开新闻发布会,就西安事变发表谈话称,西安事变“乃系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须用有效方法,于最短期内解决。”宋子文表示:“如有任何可能之解决之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宋子文还宣称:“本人受孔(祥熙)财长之嘱托留沪,对于金融方面加以照料,目前市场尚称平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对于外汇,照常无限制买卖。”②次日出版的《中央日报》,刊发了宋子文的这一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