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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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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和 平 篇(3)
发布时间:2019-08-16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关于这次会见,秦邦宪在1938年7月24日在武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张学良与蒋夫人都告诉蒋介石,要是不见周恩来他就无法获释。在他们(指周恩来与蒋介石)初次会见后,周(恩来)又在圣诞节上午去见了蒋(介石),蒋再次说他要停止内战。”《红色中华散记》,第16页。
  周恩来在与蒋介石第二次会见后,与宋子文就落实蒋介石的承诺交换了意见。据周恩来和秦邦宪在25日晚19时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宋(子文)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即电文中关于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和蒋介石表示的意见――引者注),要蒋(介石)、宋(美龄)今日即走。张(学良)亦同意并愿意亲身送蒋走。杨(虎城)及我们对条件表示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介石)今天走,张(学良)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关于周恩来在第二次会见蒋介石之后与宋子文交换意见的情况,宋子文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辞别委员长。周(恩来)说,委员长很劳累,不能与之讲话过多,但有几件事必须落实:
  1?胡宗南军队应调离陕、甘。我说,此点业已达成共识。他要求我做出保证,我做了保证。
  2?委员长返回后应发表通电。我说,你起草电文,若我相信所拟各点能够接受,我将与委员长会商。
  3?他提出人民应有言论自由之权力,我答应他将予安排。
  4?我让他在上海任命一名联络员,他说他将落实。
  5?他要求我逐步释放政治犯,我答应尽力而为。③《史事探幽》上卷,第88页。
  这天下午,张学良在没有通知周恩来和秦邦宪的情况下,即陪同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等前往西安西郊机场,并一同乘飞机前往洛阳。但是,当事人所述关于离开西安和抵达洛阳的时间,却大不相同。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说:“余乃整衣起行,到机场已4时余矣。”“遂登机起飞,5时20分抵洛阳,夜宿军营分校。”《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88页。
  宋子文的日记中则记载说:“我们一起动身前往机场,乘波音飞机离开(西安),4时30分抵洛阳。”③宋子文的侍从秘书陈康齐的日记则说:“下午5点左右,我们突然接到通知,我们马上就要前往机场,……不久我们到达机场。”“委员长、蒋夫人、宋博士和少帅乘少帅的飞机先离开。我们的飞机引擎有些故障,要延误半个小时。”“我们抵达洛阳时天已经黑了,借着月光,我们的飞机安全着陆。我们在洛阳过的夜。”《史事探幽》上卷,第92―93页。
  之所以在蒋介石离开西安以及抵达洛阳的时间上有如此大的差异,其症结就在于蒋介石是否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对张学良、杨虎城“恳切训示之。”
  高崇民回忆说:“张学良在(12月)25日早晨到(西安)绥靖公署见到高(崇民)的时候说,……张(学良)出去后,高(崇民)即通知召开设计委员会讨论应如何放蒋(介石)的问题。正在开会时(午后3时左右)即听到飞机声音,张已坐飞机送蒋走了。”“当日出席设计委员会讨论放蒋的委员们听到张学良亲自送蒋的消息,人人为之震动,会就立刻结束了。”《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10页。
  王菊人回忆说:“12月25日放蒋(介石),是张(学良)突然决定,事先没有得到杨(虎城)的同意。只是在蒋临行前,张才打电话请杨去。杨到了那里的时候,蒋已出来要上车了。张只低声对杨说,现在就放他。杨不好当着蒋的面和张争执,只好一道去送蒋。”《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24页。
  美国记者斯诺于1938年7月24日在武汉采访了秦邦宪(博古),他在当时的访谈笔记打印稿上记载说:“当时博古不知道张(学良)打算释蒋(介石)。他和别的一些人被请去参加东北军的一个会议,说服他们从原则上接受释蒋乃明智之举。博古仍然主张要等蒋‘公开声明’,答允改变政策之后才能释蒋。周(恩来)派他在下午2点去同张学良交谈,但因通知延误,他3点才去,这时他才获悉张学良已经(随蒋氏夫妇――此为原注,引者注)动身了。”②《红色中华散记》,第16―18、17―18页。
  就在这次接受采访中,秦邦宪还说:“蒋介石发表的所谓《训词》(见其所著《西安蒙难记》――此为原注,引者注),纯属虚构。根本没有过那回事。全都是他回南京后编出来的,是做给外界看以挽回面子的。这在西安尽人皆知。”②。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记述了12月25日下午离开西安的详细情况。她写道:“3时响未既,见张(学良)越庭院来,身后随一工役,荷一提箱,守兵皆露惊异状。时(宋)子文等方在各处向诸将领反复说明,即委员长在此,决不能有亲笔命令,但返京之后,余信其决不咎既往,以释其疑。然迄无消息传来,电话仍继续不断,交涉迄未完结。正焦虑间子文忽入门,携来喜讯,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张曰:‘日云暮矣,曷勿明晨径飞南京?’余呼曰:‘尚欲等候耶,离此愈快愈佳!岂将等候彼等之改变态度耶?犹欲等候彼等之恐惧与妄念而发生变故耶?当知今日为圣诞日,不!决不能作片刻留,应速行,毋再迟疑。’张忽又言:‘杨虽允我等行,然其部下多未知者,苟风声传播或有不稳,故我等虽行,仍应小心,请勿带侍媪。’余呼曰:‘岂将留彼任变兵处置耶?我等离此后,真不知彼等若何结果。’张曰:‘彼定可安全。’余曰:‘否,彼等忠于我,余决不忍彼冒此险。当余离京时,余曾告以危险万状,彼若恐惧,可不随行,然彼答余愿随我至任何处所。’最后解决,余以此媪交黄仁霖,始双方皆无间言。”②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310、310、311页。
  宋美龄还记述了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训话的经过:“余告委员长可以行矣,彼言:‘且暂缓行,余等行前须与张学良及杨虎城作临别训话以慰谕之。’因即召虎城。此时,杨不在家,约候半小时后始至。”②“当杨虎城率卫队若干人来时,空气益形紧张,彼偕张(学良)径入委员长室,立正行敬礼,委员长邀其就座,彼等皆屹然不敢动,余即进言,委员长尚病,不能起坐,故不得不卧谈,如彼等就座,较易听受,乃始勉就椅坐。委员长与彼等语,余即在座速记。彼等闻委员长诚挚之言,余从旁察觉彼等容态,实显现一种非常感动与情不自禁惭愧之色。”③“谈话约半小时毕,时已4时余矣,急整装行,委员长与余偕张学良共乘一车,张径就车之前排坐,子文、端纳与杨虎城另乘一车。车抵飞机场,径开至张坐机之门旁,机已开热备用,一声怒吼,离地腾空上升,余夫与余乃向西安作愉快之告别。是夕安抵洛阳。”《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311页。
  尽管宋美龄言之凿凿,似乎一切都进行得井然有序。但是考虑到当时从洛阳到西安所需的飞行时间,却不能不让人感到费解。宋子文的随从秘书陈康齐在《西安事变日志》中分别记述了12月20日和12月22日两次从洛阳飞抵西安的空中飞行时间。陈康齐写道:“12月20日,天气异常地冷,飞机的引擎直到上午8时30分才启动,”“上午10点30分,我们到达西安上空。’”③《史事探幽》上卷,第90―91页。
  “12月22日,……下午2点,我们到达洛阳,宋博士、蒋夫人和几名前来迎接的军官离开机场,到某处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下午3点,一行人回来了,我们继续旅行。”“大约下午5点,我们的飞机在西安着陆。”③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从洛阳到西安的飞行时间约需两个小时。
  如果以蒋介石所述,他是“5时20分抵达洛阳”,那他就应该在3时20分,至迟为3时30分起飞。而从西安西郊机场到玄风桥高桂滋公馆,汽车尚有15至20分钟的车程,蒋介石在3时左右就应该离开玄风桥。如此看来,留给蒋介石“训示”张学良、杨虎城的时间几乎就挤不出来了。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理,成立与否?就有待诸位读者推敲分析了。
  张学良陪蒋介石到机场后,向杨虎城出示了亲笔所写的“手令”,全文是:“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柱国)、王(以哲)、缪(?流)、董(英斌)各军各师长。张学良二十五日。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即”。据《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73页所刊手迹抄录。
  蒋介石在临上飞机时再次对张学良、杨虎城予以承诺。据周恩来、秦邦宪在当天下午7时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文稿,蒋介石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③《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随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端纳和张学良等乘坐张学良自备的波音飞机,飞离西安机场。当晚,蒋介石住中央军校洛阳分校。
  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飞离西安,并没有通知住在张公馆的周恩来和秦邦宪。周恩来和秦邦宪“并不同意蒋(介石)今天走、张(学良)去。但通知未到张(学良)已亲送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飞往洛阳。”③。
  对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飞离西安,前往南京一事,毛泽东在两个多月之后,在接见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时曾这样说道:“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88页。
  周恩来、秦邦宪在12月25日下午7时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对蒋介石离开西安, 张学良陪送一事分析说:“估计此事,蒋(介石)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宋)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组行政)院布置。故蒋(介石)走张(学良)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杨虎城对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之举也表示十分钦佩。他在第二天晚上致龙云的电报中表示:“此间文日(12日)之举,纯为促请蒋公立起抗日,已经向国人一致声明,最近蒋公已于此间主张业经完全容纳,定于即日实行。副座(张学良)遂于有日(25日)陪同飞洛(阳),本日去(南)京。汉(卿)公此种伟大精神,令人叹服。”《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61页。
  25日晚,张学良从洛阳致电杨虎城,要杨虎城照蒋介石之意释放被扣压的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陈调元等四人。次日,杨虎城、王以哲、周恩来商议决定,本着和平解决的精神,全部释放被扣押的高级官员。月底又应蒋介石要求送还军用飞机。《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7页。
  26日上午9时45分,蒋介石、宋美龄和端纳乘坐的飞机由洛阳起飞,中午12时20分抵达南京大校机场。《陈布雷回忆录》记载说:“(12月)26日中午,往机场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5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55页。
  第二天出版的《中央日报》全文发表了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并标明是12月26日在洛阳发表。训词称:“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国存亡极大之关键,与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②③《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54―1955、1955、1955―1956页。
  在26日晚上,蒋介石发表书面谈话,称:“余对西安事变之见解,已见余今日发表之在西安对张、杨二人之训话中,现在一切均应听从中央之决定。余身为统帅,率导无方,至生此事变,深觉负疚。”②。
  两天之后,蒋介石为西安事变事具呈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表示要引咎自请处分,并请“免去本兼各职”。29日,国民政府指令“应毋庸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则作出决议予以“慰留”。当天,蒋介石再请辞职。次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表示对蒋介石请辞一举“碍难允准”,并给假一月,“以资调摄”。③。
  至此,蒋介石从被释离开西安,到返回南京,进而“引咎自请处分”一幕,方告结束。而在此之前,由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审判”张学良的“闹剧”,却已经拉开了帷幕。
  毛泽东说:西安事变。
  是新阶段的开始在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往洛阳的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提议东北军、西北军均以富县、甘泉、延安、牛武镇、羊泉镇、张村驿为总后方,再以庆阳、曲子、环县为第二后方,立即开始输送,先搬最重要的物品。为避飞机,主要不置于城市而置于乡村,靠近苏区万无一失。但此决不动摇以西安为中心持久作战、奋斗到底之决心。”《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1页。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收到了周恩来、秦邦宪在19时发出的电报,得知蒋介石已被释放的消息后,毛泽东即致电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和总政治委员任弼时,电报指出:“在五个条件下(即毛泽东12月26日致电潘汉年电报中提出同陈立夫谈判时所提五项条件――引者注)恢复蒋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野战军仍速开咸阳集中。”《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1页。
  12月26日,周恩来、秦邦宪就西安局势的最新发展情况,致电毛泽东转中央书记处,电文如下:
  (甲)蒋(介石)、张(学良)昨经前线赴洛(阳),与樊崧甫今午会面,中央军退潼关以东,西安已派人去监视。
  (乙)西安发表蒋接受张、杨救国主张。
  子、停战撤兵,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
  丑、改组南京政府。
  寅、联合各党各派抗日,停止剿共。
  卯、释放爱国领袖,保障民主权利。
  辰、改变外交方针,联合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
  (丙)张陪蒋走后,东北军颇团结,更接近我们;十七路军杨(虎城)、孙(蔚如)亦好,只其左右甚动摇,现正加紧解释,并请杨主持一切。
  (丁)军事部署正在加紧中。《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36页。
  在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27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工作。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国焘、何克全、张浩、林伯渠、徐特立、林彪、刘伯承、罗荣桓、李克农、冯文彬、周兴、廖承志、郭洪涛、邓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