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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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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和 平 篇(4)
发布时间:2019-08-16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指出: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它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蒋介石释放后,他的动摇是否最后结束?现在还只能说是结束的开始。蒋介石释放后,我们要动员一切力量结束他的动摇。西安事变使蒋介石的地位降低了,而我们的地位提高了。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应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开展全国局面,把红军扩大起来,与张、杨更加团结,成为抗日的核心,这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我们的具体策略是推动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1―632页。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上次中央讨论关于西安事变,认为有两个前途:一是内战的扩大,一是和平解决”。张闻天说:“现在一般的说,结束内战的前途占了优势,目前正在向着抗日战争的方向走,但是我们应估计到在这中间一些可能发生的障碍。我们应争取把中派的动摇最后结束,用一切力量争取抗日前途的实现。”对于当前工作,他首先提出:“要把我们的力量扩大”,“把西北地区真正成为抗日中心。但要看到这中间也包含很多的矛盾,要靠斗争去解决”;其次要继续利用国民党内部各派力量“牵制蒋介石”,同时继续与南京接洽谈判,“推动国民党改组”。他指出:“随着全国群众运动的开展,我们活动的范围应更大。”为此他提出“应办几个大学校”,“应办我们自己报纸”。《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03页。
  朱德在发言中指出:我们逼蒋抗日策略的胜利,使西安事变能够获得顺利的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向着好的方向转变,是转向联合抗日的革命前途。蒋介石向日本投降的条件还不具备,但如果马上同日本作战,他是会产生恐日病的。他这次看到了群众的力量,胆子会壮大一些。他要等三个月的时间也是需要的。我们应积极准备联合抗日,要把队伍整顿好,要大办学校,加紧培养和教育干部,也要大力开展白区工作。王向立、力平主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160页。
  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作结论指出:巩固西北根据地,扩大红军和苏区,改造东北军和西北军。做好全国群众工作,把群众组织起来,这是工作的重心。加强对国民党的工作,特别要做好左派、中派和军队的工作,重视宣传工作,党报应办起来。培养干部,要办党校和红军学校,造就群众的、军事的、党的、政治的四种人才。应督促国民党三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2页。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之后,中共中央于当天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示全文如下:
  蒋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的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的实际,即是中国抗日派与中国亲日派的剧烈斗争,也即是世界和平阵线与世界侵略阵线的斗争之一部分,并在斗争中推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间派最后结束他们的动摇地位,而坚决走上改革内政,对外抗战的道路。这个过程的快慢,首先决定于抗日派力量的壮大。因此,我们目前必须:
  (一)宣传此次和平解决的胜利及日寇与亲日派挑拨内战阴谋的失败,号召全国人民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亲密的联合起来,实行改革国内政治与对日抗战;
  (二)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在实现他自己的允诺的条件,即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共产党,召开救国会议,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与实行对日抗战等条件;
  (三)巩固西安发动的胜利,巩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团结,赞助张杨改造东北军、西北军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发动与组织西北民众,联合西北少数民族,扩大与巩固红军,把陕甘两省首先建成为抗日根据地与策源地;
  (四)继续推动各地实力派参加对日抗战、对内民主的运动,同西北民主抗日力量实行合作,以促进南京的改革与抗战的发动。在南京政府中,推动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实行改组南京政府;
  (五)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吸收广大的下层群众到运动中来,消灭严重存在着的缺乏组织性的弱点;
  (六)在原有基础上发展与巩固共产党的组织;
  (七)党应准备实现一切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必要的改变,以(适)合于全国统一战线建立后的新环境。《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37―139页。
  当天,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电报指出:“请即考虑如何巩固西安发动的胜利问题,并提出创造陕甘两省为抗日根据地与策源地的行动纲领的意见,以便讨论后向张、杨提出通过,共同执行。”《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03页。
  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致信已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信中说:“西安事变,西北抗日局面成立,先生主张和平解决,今已达到目的。惟蒋氏难免又受群小包围,延缓抗日发动亦意中事。今后如何改组国防政府,如何组织全国之抗日联军,如何确定救亡大计,均愿与先生及鲁军方面切实合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2页。
  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复电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州)、肃(州)二州(今分别为甘肃省的张掖市和酒泉市),一部占领安西。”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201页。
  西路军是1936年11月上旬组成的。在此之前,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随后几天,第九军和红四方面指挥部,以及第五军也西渡黄河。由于黄河以东的红军主力多次设伏诱歼南线之敌未达目的,国民党军队隔断了河西红军和河东红军主力的联系,夺取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1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已过黄河之西的部队组成西路军,并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军政委员会,领导部队在河西建立根据地,以打通与远方(即苏联)的联系为任务。从此,西路军开始了孤军奋战的悲壮历程。
  西安事变期间,西路军已进至甘肃永昌、山丹一带。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后,西路军从12月底开始,顶风冒雪,从永昌、山丹地区出发西进。西路军的行动,遭到了时任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的马步芳以及马步青的追击。为了使西路军摆脱困境,毛泽东于12月29日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西路军已放弃永昌、山丹,向甘(州)、肃(州)两州进,但二马(即马步芳、马步青)追击甚紧。请商杨虎城电马步芳,停止向西攻击,红军亦不向凉州(今甘肃武威市)。《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4页。
  在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见诸报端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28日,毛泽东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山城保安,发表了题为《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②③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45―346页。
  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发表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②。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③毛泽东在文章中公开宣布了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前承诺的六项条件,并希望其“确守信义”④。毛泽东驳斥了蒋介石所谓“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荒谬言辞,指出:“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46、347页。
  毛泽东指出:“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②。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向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师生作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现在蒋介石出于无奈,已经承认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但并没有签字。对于这个问题,蒋介石签字当然好,但签了字这个人也会赖着不执行啊,就是不签字,迫于形势,他也有可能执行。究竟执行不执行呢?这就要全国人民进一步努力,逼迫蒋介石执行。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能都是顺利的,都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成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3页。
  在中共中央于12月27日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之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团成员认真分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认为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国内统一战线局面初步形成,抗日力量增强,亲日派遭到致命的打击,中间派开始接近左派。②《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8页。
  12月29日,周恩来、秦邦宪联名致电中央书记处,建议采取打击亲日派,巩固以西北为中心的左派,影响与吸收中间派的方针。党的全部工作要转变,使之适合于新的环境,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并恢复党在大城市、首先在工人阶级中的工作,使各地零散的游击队成为农民运动的策源地。②。
  电报全文如下:
  我们以下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一、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就是:
  子、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
  丑、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
  寅、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的形成;
  卯、陕甘两省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
  二、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指示着阶级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结合,特别是资产阶级营垒之决定性的分化过程,其意义就在推动和加速了资产阶级营垒左派之集中,打击了中间道路之思想。然而分化过程没有终结,大致的情况仍然存在着三个营垒:抗日、降日、中间。新的变动就在:
  子、抗日力量的增强与合法化(至少部分地);
  丑、亲日派遭受一致命打击;
  寅、中间派开始接近于左派(虽然依旧不免动摇地缓慢地,即保存中间之基础)。
  方针:打击亲日派,巩固以西北为中心之左派,影响与吸收中派。
  三、孔(祥熙)、宋(子文)政府是一个过渡的政府。这个政府在目前基本问题――对日问题上将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在民主问题上或许可有一小步之前进,但显然在许多方面仍会继续着旧的路线。我们对孔、宋政府,应当以过渡政府看待,即是:推动与赞助其抗日倾向,争取逐步的即使不大的民主改革,同时丝毫不放松对他的批评。如一切过渡政府一样,有着必然的摇摆与不同可能的前途,我们应与他每一个摇摆斗争,而争取他过渡到抗日政府。
  四、在这个情况下召集抗日救国会议的运动,在发动、觉醒、组织群众及推动时局的进展上,均具有重大之意义。应该把要求南京召集和平会议和人民的促进运动联结起来。但会议召集的时期及胜利的保证的,依靠于促进运动之开展,这是局势开展之一个重要的环节,加强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性的关键。
  五、局势开展之另外一个中心环节是巩固西北,将西北变成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地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需要:
  子、规定和实现三方面共同合作的纲领和西北军事计划:
  丑、张(学良)、杨(虎城)两部之巩固与改造,红军的休整与在新的基础上之正规化,以及三方面的休戚相关的互相尊重的合作和互助;
  寅、群众运动之开展和发动,在这个基础上地方政权之民主化与改造;
  卯、宁、青、甘西之解决回民问题。
  六、坚持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发动者的立场:一方面,在抗日与打击亲日分子的基础上,和南京左派人合作,吸取中间派到我们方面来;另一方面,结合南京之外的各派,以西北为中心,以抗日为目的和条件,为推动南京向左之力量。
  七、转变党的全部工作,使之适合于新的环境,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
  子、恢复在大城市,首先在工人阶级中的党的工作。
  丑、改变各地零散的游击队为农民自卫武装,并成为农民运动之策源地。
  寅、迁移中央至便于领导全国政治生活之地区。
  卯、教育与重新教育干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75页。
  在蒋介石返回南京的当天,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在天津撰写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蒋氏的恢复自由》一文。文章分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形势,指出:目前“中国最大的基本的抗日救国的问题,是还没有解决的,我们和全国人民都愿意这个关系祖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能够立即解决,并且要用一切方法促成这个问题的解决”②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170页。
  。文章还提出了应当执行的政策,如立即停止“围剿”红军,取消一党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释放全国的政治犯等。文章指出:“全国的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派别,应该团结与动员自己的力量,用一切的方法去督促南京政府与蒋介石执行上述各种政策。”②刘少奇这篇署名为“尚陶”的文章,发表在1937年1月10日出版的《长城》杂志第13期上。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一个划时代新阶段的开始。在这一时局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时局的彻底转变,还需要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