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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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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善 后 篇(4)
发布时间:2019-08-16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当天,为“大力策动各方和平解决西安问题”,张闻天由延安起程,奔赴西安。
  在张闻天起程奔赴西安的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指出:“(甲)目前谈判要点在要求陕、甘不驻多兵与红军一部驻陕南,后者由汉年交涉,前者应由杨(虎城)向顾祝同严重提出,要求不超过十个师,至低不超过事变前数目,蒋如有不继续战争的诚意,无拒绝此点之理由。(乙)严重注意左派的过左情绪,宜由左派中明白分子自己说服左派,我们不宜说得过多。(丙)洛甫本日出发来西安。”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6、354页。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还两次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立即准备退出西安的一切事情。”“现在一切工作应放在退出西安后可能发生的新战争或新压迫的基点上去布置。”“西安退出后,应注意张、杨两军内部以及我们间进一步团结,而避免可能的分化与分歧。”③。
  1月27日,张闻天在赴西安途中经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泾阳县云阳镇。到云阳镇后,张闻天和彭德怀、任弼时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报提出:“和平无保障的条件下应作坚决巩固西安的战略方针,否则将陷联军于极端困难的地域。”“和平是我们的基本主张,但须有相当的保障。”②《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18、418页注③。
  当天下午,张闻天抵达西安,他随即与周恩来、秦邦宪就形势问题进行了紧急磋商。当时的西安,正处于矛盾尖锐、形势险恶的时期。秦邦宪后来在2月11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时,曾这样说道:“正是很尖锐的时候,很险恶的时候,洛甫同志来了。”②当时担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的刘英此时正在西安巡视青年工作。她后来回忆说:“我在西安住了大约一个星期,突然李克农的副官王立来找我,悄悄对我说:‘洛甫同志来了。’他把我领到王以哲的一个副官家里,闻天笑眯眯地跟我打招呼。原来闻天来后已经同恩来、博古谈过工作了,这才让博古打发王立来接我,闻天此行很秘密,任务是什么,我也不清楚。现在想来,总是同执行和平方针有关吧。”刘英著:《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112页。
  由于张闻天是秘密到达西安的,周恩来和秦邦宪安排他住到王以哲的一位副官家里。这位名叫王政的副官十分可靠。
  就在这天晚上,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为首的东北军“少壮派”军官等50余人,来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东楼大客厅,向周恩来请愿,强烈反对和平解决方针,主张等张学良回来再撤兵,要红军支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54页。
  曾亲耳聆听了周恩来讲话的卢广绩回忆说:“我尚记得周(恩来)那天晚上讲话的大意:我们共产党和蒋介石有十年血债,比你们的仇恨要深得多,不是因为国家民族的危机,我们怎能主张释放蒋介石呢?希望大家能够很理智地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打起来,对争取(张学良)副司令回来是没有好处的。”③《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06―107页。
  周恩来的耐心劝说并没有说服少壮派,他们一再坚持要求周恩来要有所表示。卢广绩回忆说:“我记得周先生当时很严肃地说:我们共产党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我来到这里,党中央未给这样大的代表权。如果你们一定要我表态,那我只有回去向中央请示后再给你们答复。”③
  这天深夜,南汉宸向周恩来报告说,孙铭九等已拟定了一个暗杀名单,其中有主和派和共产党员。南汉宸的讯息是从杨虎城处获知的。1月26日,杨虎城的夫人、共产党员谢葆真得知孙铭九等少壮派扬言要枪杀主和分子,扣捕中共代表团,在枪杀者的名单上就有南汉宸的消息后,劝南汉宸当晚就留在新城杨虎城总部居住。南汉宸婉言谢绝了谢葆真的好意。1月27日,杨虎城亲自到南汉宸的住所,对南汉宸说:“我们是十几年的朋友关系,在政治上我是对得起你的。这一次你一到西安,我就对你说过,和平解决是牺牲我。我是蒋介石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一味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也不能眼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现在局势很不安定,我可以把你送到我老太太家里去,你以后再也不要过问西安的事情了。”南汉宸答道:“我是共产党员,绝不能离开党的工作,不能就这样丢下不管。目前的严重局势怎么处理,我马上就去找周(恩来)先生研究这个问题。”《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第4卷,第325页。
  张闻天在了解了西安当时的局势后,于1月28日致电毛泽东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电报全文如下:
  甲、此间左派主战,张慕陶等左派、托派分子亦主战,东北军高级将领军一级均主和,杨虎臣愿和但对和平前途缺乏信心。
  乙、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疑的坚决为和平奋斗。
  子、为贯彻这一方针,必须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左派中之大多数分子相信我们政策之正确。对极少数不能听〔说〕服的过激分子应与之斗争。
  丑、向左派公开表示我们坚决主张和平反对内战态度,反对一切挑拨的行为。
  寅、提高杨虎臣及东北军高级将领对和平的积极性,并给以〔指出〕和平有利的前途。
  卯、万一少数过激分子开始挑拨行为,我们及一切愿意和平的大多数,我(上字疑为衍字――引者注)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以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
  丙、此间正为这一方针奋斗中,你有什么意见?《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61―162页。
  张闻天随后在秦邦宪的安排下,乘坐汽车离开西安,前往位于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在和王稼祥、任弼时、杨尚昆商议之后,张闻天致电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在西安的周恩来、秦邦宪:“(一)为向各方表示我们对和平的诚意,在陕南的红军主力即应开始从商县一带向渭北方面撤退,并由朱(德)、毛(泽东)对红军这一行动发表谈话,内容包括:(甲)红军主张全国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坚决反对新的内战,这种内战只有利日寇、亲日派。(乙)红军愿意服从主张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丙)红军要求蒋委员长立即销假视事,主持中枢。(丁)红军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为全国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实现,同红军共同奋斗。(二)这一态度的表明,目前极端重要。你们有何意见?如大家同意即由毛泽东负责起来,谈话明日即广播。(三)我现在前敌总指挥部,杨(尚昆)、任(弼时)、王(稼祥)均同意这一办法。”《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19―420页。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西安致电潘汉年,并要求即转蒋介石。电文如下:
  (甲)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杨虎城已决心服从蒋先生,惟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汉卿不能回陕见面一次,决不肯先撤兵,恩来及何柱国、王以哲等向之说服亦无效。
  (乙)除我们继续努力向他们说服外,务请蒋先生抚念流亡之师,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即给张恢复公权,发表名义,许张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来陕训话一次,以安东北军之心。
  (丙)请蒋先生许张汉卿写亲笔信给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及东北军将领,坚其撤兵之决心。
  (丁)请蒋先生许可西安及东北军派代表见张(学良)一面,然后撤兵。
  (戊)时机紧迫,请蒋先生速允办,否则忍令之抗日之师互耗国力,必非蒋先生之所愿。
  (己)蒋先生有抚慰东北军其他办法,我们无不赞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59―160页。
  1月29日,张闻天在云阳再次致电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在西安的周恩来、秦邦宪,对西安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策。电报全文是:
  (甲)杨(虎城)的动摇,使张慕陶极兴奋与影响形势,使西北造成了更多的困难。(乙)我们应为和平尽最大努力,尽调解的责任,特别争取杨及东北军稳健派,坚决站在和平方面,力争左派的一部或大部。(丙)在和平尚未绝望时期,红军仍不采取行动,同东北军、十七路军完全处于对立地位,但应明白表示自己的和平立场。(丁)如和平绝望,战争或部分接触发生,红军应公开表示为求得到全国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主张的实现,不愿参加内战,宣布我们在西安事变中为和平而努力的经过,并且愿为和平继续努力奋斗。(戊)目前我方应先告诉南京此时间的具体情况及我们的和平方针与努力,但要求南京万勿操之过急,酿成国家民族的巨大不幸,并使我们的调解发生困难。(己)不知兄等意见如何,我现在前敌总司令部。《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20页。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告以蒋介石令胡宗南绕过难攻的据点,向西安进迫,已达静宁、会宁地区。并指出:“判断蒋意,仍以军事威胁求不战解决问题,因正面不好进,故从天水、汉中两方前进,威胁西安,以此尚有相当时间,以利交涉与说服左派。”《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8页。
  就在这一天,东北军40多名团以上军官和幕僚在渭南第一?五师驻地召开会议,决定在张学良返回西安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即决一死战。到会的人员在会议形成的决议上签名。主战的东北军少壮派的活动有愈演愈烈之势。
  毛泽东在当天还与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的要求,将徐海东(部)第一步由商县撤至礼泉,第二步撤至正宁、庆阳,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开始由商县撤退,以便在中央军进驻西安之前,通过西安、咸阳线,惟须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②《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卷,第648、649页。
  周恩来和秦邦宪在获悉这一情况后,即于1月30日凌晨2时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毛泽东于当天致电周恩来和秦邦宪,指出:应提醒杨虎城“对整个政治前途之自信心,对其他高级干部亦然,经过他们去提醒中级干部,认识自己的前途,并说明我们与他们始终愿在一起,为和平统一御侮救亡之总方针而奋斗。撤兵后蒋如食言进攻,彼时曲在蒋,我们则为最后自卫而战,国人当同情,我们现在作战则失去国人同情。”②。
  张闻天也于当天上午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指出:“周(恩来)、博(古)30号2时电收到,有如下意见:(一)今天我们的基点放在求得和平,应放在万一蒋方进攻的情况下,因此,我们今天向渭北撤退是实行甲案,保障和平。(二)只有在我方实行甲案之后,南京仍向我们进攻破坏和平时,我方实行自卫战,不是无条件的自卫战。(三)为了以后自卫战的胜利,红军仍应同东北军、十七路军亲密合作,订立不妨碍总的和平方针的实现的协定。(四)目前形势要求和平问题迅速解决,否则左右派离异,左派挑拨,蒋方不满,对我们均不利。”②《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21页。
  当天上午,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乘汽车离开西安,来到泾阳县云阳镇,与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解决主战的东北军将领要求红军协同作战的问题。会议召开期间,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电告毛泽东:“我们已在前敌总部开会”,“详情续报”。②会议一直进行到晚上9时许。当晚10时,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张浩、何克全等,汇报了会议讨论的情况,电报全文如下:
  (甲)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在接受甲案后,南京如继续进攻,则我方实现自卫战。
  (乙)但本党主张未能说服西安左派,也未能使杨虎臣及稳健派同意,他们不论红军参加与否均主抗战。
  (丙)我们现在只有两个方案:或者友军打我们不参加,因此同友军完全处于对立地位;或者我们同他们一同打。但不论打与不打,我们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仍不变。
  (丁) 我们在力求和平中仍不愿与友军处于对立地位,使友军变为敌军。因此,我们今天只有同他们一同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败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和平主张,在更不利条件下接受和平。
  (戊)红军仍同南京进行和平谈判,要求南京放张学良回西安,则我们可保证甲案的实现,使西安问题和平解决。
  (己)打有二个可能前途,即迅速结束内战与延长内战的前途,我们应力争第一前途的实现。
  (庚)你们意见如何,望立复。《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66―167页。
  电报发出两个小时之后,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复电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指出:“我们意见如下:(甲)和平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乙)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丁)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和平。”《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49页。
  在接到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的复电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于31日凌晨乘汽车返回西安。
  就在1月30日周恩来离开西安前往泾阳之前,周恩来要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向顾祝同提出,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在潼关举行的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中央军的谈判。31日,蒋介石同意并电告顾祝同:红军驻陕北,南京每月给20万至30万元的经费。③《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55―356、356页。
  李克农随即前往潼关,参加潼关谈判。李克农到潼关后,向顾祝同提出设立联络处问题。顾祝同表示同意红军设立联络处,以第十七路军为掩护。③随后,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在七贤庄一号院成立,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第三十八教导队通讯训练班。
  1月30日,在张闻天、周恩来等在泾阳县云阳镇紧急磋商红军配合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作战问题的当天,毛泽东、张闻天还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我们斡旋和平事,对外务守秘密。因如果外间知道和平是我们斡旋成功的,或我们与有大力,一则使蒋难堪,二则使张、杨及西安两军难堪。实际上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均主和平解决;其他干部亦不是不服从中央,仅因张汉卿不回及防地过少而表示愤激,因此要求蒋设法加以抚慰。”②③《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22、422―423、423页。
  2月1日,张闻天在云阳镇与彭德怀、任弼时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开代表会,红军方面派代表七人至九人公开参加,届时请你们指导。红军应利用现在地位进行公开活动,以加强党在各种团体中领导作用,过去许多机会没有很好利用,殊为可惜。”②
  当天,张闻天离开云阳镇,并于2月3日回到延安。张闻天在返回延安的当天,即同毛泽东一起致电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转王稼祥:“经山西去尚待与彼方交涉,一个月后有回信。”③在此之前,毛泽东电询周恩来、秦邦宪、王稼:“山西交通弄好,(王)稼祥究从何方出去望告。”⑤《王稼祥年谱》,第178页。
  王稼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于当天复电毛泽东和张闻天:“我明日去洛川,(从)宜川过(黄)河,如不好走,则回延安转山西。”⑤接到毛泽东和张闻天2月3日的电报后,王稼祥经洛川等地,于2月5日返回延安。后又由延安出发,经宜川过黄河,经山西吉县、临汾、榆次等地,于2月中旬到达天津。此后,又于3月3日到达上海,6月下旬,王稼祥和护送他的贺诚从上海乘轮船前往苏联远东的海参崴,并于7月初到达莫斯科。
  “二二事件”。
  在东北军少壮派的鼓动下,1月29日在渭南召开东北军军事会议作出了在张学良回来前绝不撤兵,如中央军再行进逼不惜一战的决议。卧病在床的王以哲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遂与何柱国商量,请已返回兰州的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立即前来西安,共商大计。1月31日,于学忠乘飞机来到西安。于学忠在当天前往王以哲家中探视时,王以哲向他介绍了西安的主战与主和之争。
  当天晚上,由周恩来代表红军,杨虎城代表第十七路军,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代表东北军,在南院门大车家巷7号的王以哲住宅召开西安方面最高军事会议。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等人也参加。“会上,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仍主张和平解决,杨虎城同意,应德田等人没有表示异议。周恩来再次阐述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强调要维护内部团结,多做思想工作,防止分裂活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56页。
  会议结束时,已是2月1日黎明时分。
  就在西安方面最高军事会议召开的当天,驻渭南的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和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流分别收到一封从第十七路军电台发来的无名电报,内称:王以哲出卖东北军,不顾团体,已经被处死,希望你们今后要顾全团体,服从命令等。②《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2卷,第369页。
  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政治设计委员会主任高崇民当时也在渭南。看到电报后,他们感到形势严重,便立即给王以哲打电话,告以“局势严重,迅速躲避或来前方”。王以哲回答说:“我的主张完全是为大局和张(学良)副司令的安全着想。我对一些青年军官素无宿怨,我不怕。”②。
  卢广绩回忆说:“在王以哲军长被杀害的前几天,由于我同应德田、孙铭九这些人的意见不一致,他们有些事情,就不和我商量,有的开会也不找我参加了。但在这几天,我看见孙铭九成天带着手枪,面色阴沉,极不正常。”《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07页。
  在这一极不正常的氛围中,2月1日晚上,西安街头贴出了打倒王以哲和何柱国的所谓“除奸”标语。何柱国闻讯后,准备躲入新城第十七路军总部。临行之前,他曾约王以哲一同前往,王以哲自觉问心无愧,没有同意。
  2月2日早晨,应德田和孙铭九以吃饺子为名,将东北军的部分中下级军官集合到孙铭九家中。应德田和孙铭九诬陷王以哲等人出卖张学良,出卖东北军,宣布了杀害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计划。随后,他们指派卫队二营连长于文俊和王协一各带一排人去刺杀王以哲、何柱国,并制作了写有“反对和平”字样的黄色袖标,准备得手后在西安举行游行示威。
  随后,于文俊带人闯入王以哲家中。卧病在床的王以哲见于文俊持枪冲进室内,斥责说:“你们真是胡闹,我是忠于副司令的,你会后悔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2卷,第370页。
  于文俊不听劝阻,开枪射击,王以哲身中九弹,不幸牺牲,年仅41岁。
  王一协带队前往何柱国家中,没有找见何,又前往杨虎城新城公馆,要追寻何柱国。由于杨虎城的申斥,王协一等不得不失望而归,躲过生死之劫的何柱国在事后给杨虎城送了一块制作精美的银质盾牌,上刻“再生之德”四个字,以表示对杨虎城的感激之情。
  当天上午,应德田和孙铭九等还指派人员,杀害了原西北“剿总”交通处处长蒋斌、参谋处处长徐方和曾担任过王以哲的副官、后任交通处副处长的宋学礼等三名军官。
  王以哲等被杀害,酿成了充满血腥的“二二事件”。一时间,西安街头岗哨林立,气氛紧张。卢广绩回忆说:
  2月2日上午,高崇民从渭南给我打来电话,约我同陈先舟(事变后总部交通处长)于下午去渭南,有事相商。午饭后,我乘车路过玄风桥口转弯处,只见街道两旁部队林立,警备森严,如临大敌,不准我前进。我下车后说明身份,即步行直赴金家巷张学良私邸。上楼时,遇见孙铭九站在那里,面如土色。我便问他:“出了什么事情吗?”孙回答:“王军长叫我干了。”我听了他的话,如晴天霹雳,极为震惊,流着眼泪气愤地对他说:“你杀你们王军长同谁商量过?你这样乱杀人打算怎么办?”接着,又厉声地说:“你既然有枪,也把我杀了吧!”便直扑孙身。孙铭九这时也流着眼泪说:“我敢作敢当,只不愿牵累你们。”苗剑秋在旁拉着我,阻止我大声讲话。周恩来先生听到我的声音,也从隔壁室内出来,对我说:“乃赓(我的号),事已如此,你不要同他们吵了,没有什么用处。你赶紧去找杨虎城主任,问他如何善后。”我立即去新城大楼杨的办公室,见他坐在沙发上,闭着两眼。我上前问:“杨主任,你知道王以哲军长被他们杀了吗?”他像没有看见我的样子,未作答复。我不便再往下问,即到另一个屋内,何柱国在那里。我问他:“你知道王军长被杀了吗?”他说:“怎么不知道?假如没有人给我送信,我将同王遭受同样命运。”我便问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何说:“这些年轻人真是糊涂、可恨,上了别人的大当了。”他告诉我这件事是有人阴谋策划的,我当时真如坠五里雾中,迷惑不解,心里非常难过。《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07―108页。
  周恩来得知王以哲被害的消息后,悲愤异常。据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回忆,周恩来对冲入自己办公室的几个东北军青年军官严厉地斥责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认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是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上卷,第426页。
  周恩来义正辞严的一番话,使几个青年军官气焰顿敛,低头不语。周恩来又耐心细致地开导他们认识错误。随后,周恩来又和刘鼎前往南院门王以哲住宅,安慰王以哲的家属,并帮助搭设灵堂,料理后事,使王以哲的家属和东北军将领深受感动,消除了一些人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周恩来又前往新城和杨虎城将军商议善后事宜。
  当天中午1时,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和彭德怀、任弼时、徐海东、程子华:“东北军本日发生内变,将主和首领枪决(王〔以哲〕已死,何〔柱国〕在追索中)。请在原地战备,集结待命。”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69页。
  电文最后说:“暂勿外传说。”④毛泽东在收到电报后,立即与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甲)十分注意你们的安全,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乙)十五军团亦望周(恩来)、博(古)令其注意。”《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50页。
  东北军驻渭南部队在2月3日得知王以哲被杀害的消息后,人心浮动,自动撤出渭南,开回临潼,并向西安方向布置警戒力量,表示誓为王以哲报仇雪恨。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指派刘多荃的族弟刘澜波前往刘多荃师部,劝以大局为重,维护东北军的内部团结。同时,为避免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周恩来还派刘鼎将“二二事件”的主谋与参与者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三人送出西安,前往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据《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56页。
  当天中午2时,周恩来、秦邦宪致电彭德怀、任弼时,电文如下:
  (子)东北军前线已撤退,和平前途谅可逐步实现。
  (丑)毙王(以哲)事件东北军高级将领均欲惩办祸首,现少壮派已悔过认罪,离队远避。
  (寅)请毛(泽东)下令彭(德怀)、任(弼时)从明日四时起,各军团即向预定地域转移,十五军团由周令其经咸阳到(礼泉县)叱干镇集结。
  (卯)博(古)今日往彭、任处,周(恩来)、叶(剑英)暂留西安办善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70页。
  这天下午,秦邦宪和大部分工作人员离开西安,前往三原红军驻地。周恩来、叶剑英率一部分工作人员留在西安,以力挽危局。
  2月4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杨虎城、于学忠转王以哲家属,吊唁王以哲遇难:“鼎芳先生遇难,不胜哀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2卷,第370页。
  同时,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还致电第六十七军副军长吴克仁及全军官兵,对王以哲遇难表示悼念。
  当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示彭德怀、任弼时:望领衔率各军长致电吊唁王以哲。《任弼时年谱》,第324页。
  毛泽东、张闻天还在当天致电已到三原的秦邦宪,指出:“王(以哲)遇难广播已发一次,当再发一次。”电报还表示:“同意你回延(安),并带刘鼎回来。”《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23页。
  2月6日在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刊发了毛泽东等于2月4日为王以哲军长遇难发出的唁电,并发表了题为《我们需要和平统一》的社论。社论指出:“苏区人士对于王以哲将军被害深致悼意。王将军是在东北军中有威望得军心的领袖,且是抗日救亡的领袖之一,亦为张学良将军十分信赖之一人。此次在西安事变后所取态度十分正确。”《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2卷,第370页。
  由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在2月23日出版了追悼民族英雄王以哲特刊。
  “二二事件”的突然发生,加剧了东北军内部的分化。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从渭南撤退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他下令该师第一旅第二团团长葛宴春诱捕并枪杀了该师第一旅旅长高福源。高福源这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他并未参与孙铭九等人发动的“二二事件”,但因与刘多荃有隙,被借机杀害。高福源被杀后,其遗体被家属草草地掩埋在西安东城墙外。1981年2月,经人民政府多次勘探试掘,在高福源遗体掩埋处挖掘出了一具尸骨,从头骨上的弹孔及残留的军大衣衣扣等方面判断,确认是高福源的遗骨。高福源的遗骨安葬在于西安革命烈士陵园。
  刘多荃还秘密逮捕了万毅、康鸿泰、何贵等四名有进步倾向的东北军团长。万毅(1907―1997),辽宁金县(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人,满族。1925年春加入东北军,曾任副官、军械官、副团长等职。1936年1月起,任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九师六二七团团长。同年11月任该团抗日青年团荣誉团长,支持和保护共产党员的秘密救亡活动。万毅在1937年2月被捕后,于当年10月获释。1938年3月,万毅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多荃还下令把枪杀王以哲的于文俊剖腹剜心,致祭于王以哲的灵前。
  刘多荃的血腥报复引起了东北军内部的极大恐惧和不安。早已有不稳迹象的第五十七军一?六师师长沈克和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于2月4日公开通电,表示拥护蒋介石。
  在此期间,参加潼关谈判的红军方面代表李克农于2月4日返回西安。当天晚上,周恩来和叶剑英、李克农与留守西安的工作人员一起,迁出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住进了设在七贤庄一号院的红军联络处。
  2月6日,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总部离开西安,前往三原,董英斌则率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总部和特务团等机构的人员,由西安向?县(今彬县)转移。就在这一天,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指出:“二二事件”后,少壮派溃乱,高福源被杀,特务团、抗先队开?州,沈克等师长投降南京,于学忠无力统一东北军。如再批评东北军的两派,则便利南京政府各个收买与分别指挥。我们现仍努力团结东北军,树立领导中心,反对分裂。第十七路军暂难立足,我们鼓其勇气坚持。除在西安建立办事处外,派叶剑英到三原、泾阳建立办事处,并连接淳化、延安。《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