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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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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转 折 篇(1)
发布时间:2019-08-16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西安事变实录中共中央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的新形势下,为了促进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成功,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月9日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何克全、张浩、林伯渠和林彪。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这个电报发表,各方面会有不同的看法,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50页。
  会议通过了这一通电。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和张闻天就关于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主要内容和条件致电周恩来,指出:(一)关于和南京方面交涉之政治的立场,请参阅致三中全会电。(二)军事方面同意军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三)饷款如对方允即改番号,即照中央军待遇领受,如对方仍欲缓改,则每月接济至少八十万元至一百万元。(四)如有国防委员会之组织,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如暂时无此种组织,红军亦需要驻京代表,参与国防准备。(五)党的问题求得不逮捕党员、不破坏组织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51页。
  第二天,毛泽东、张闻天再次致电周恩来,提出同国民党政府方面谈判的补充内容和条件:“我们参加者:(一)军事机关如军委会、总司令部、国防会议等。(二)政治集会如各派各党之代表会议、国民大会等。(三)抗日时参加政府。”②。
  2月10日,是夏历丙子年除夕。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电文指出:“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203页。
  电文还提出“五项要求”,希望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25页。
  电文提出:“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规定此国策,则本党为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的保证”③《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203页。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25页。
  电文最后指出:“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事业。”③。
  中共中央提出的“五项要求”是积极的也是合理的,是一切主张抗日的人们所赞成的。而“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一让步是有原则性的,也是必要的。只有作出这样的让步,才能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才便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这一电文发表后,得到了全国各界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对亲日派的斗争。
  2月11日是夏历丁丑年春节。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召开扩大会议的方式度过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张国焘、何克全、林伯渠、董必武、林彪、郭洪涛、罗荣桓、吴亮平、冯文彬、李坚真、周兴。会议听取了秦邦宪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对西安事变我们过去估计前途有两方面是对的,对国民党的估计也是对的。我们这种估计是从去年9月开始的。西安事变后能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是因为我们的总方针正确。我们过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全国工作的布置更为需要,全国工作摆在我们面前。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52页。
  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的通电,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是对工人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等的让步。这是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现阶段的革命,为着抗日。②。
  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西安事变的两个前途,现在一般的(说)得到了解决。这一胜利在历史上意义是很大的。红军和党的影响与作用更加表现了出来。”“中国革命确实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内容是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以后的斗争还会有,但方式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对的。”他又说: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弱点?我们对左派的错误的斗争是不够的。这一弱点的来源是由于我们在部分利益与整个利益的联系上,有时表现有些动摇,有时在矛盾中求得一致。他在发言中强调:“我们以后主要的应在联蒋抗日或拥蒋抗日口号下争取中派。”“现在争取中派是最中心的问题。我们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宣言就是为的达到这一目的。”他还指出:“当前主要是民族革命斗争,不能同时进行土地斗争。”他最后说:“现在所有工作要开始准备新的转变。”“曲折是会有的,但总的方针应是坚决为和平而奋斗。”《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26页。
  从当天起,周恩来开始与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张冲进行谈判。在2月12日的谈判中,周恩来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交给顾祝同。当天的会谈取得如下结果:(一)中央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停止武装暴动及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御侮救亡的统一纲领。国民政府分期释放政治犯,对中共党员、中共党组织不再逮捕、破坏,允许中共适时公开。(二)取消苏维埃制度,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国民政府指导,实施普选制。(三)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委会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和领导。其他边区部队改为地方团队。(四)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军队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五)希望国民党三中全会对中共提出的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及容许民主自由的主张有进一步的表示。《周恩来年谱(1893―1949)》修订本,第359页。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共188人,会议于22日结束。在会上,居正作党务报告,孔祥熙作政治报告和财政报告,戴季陶作考试院工作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张群作外交报告。会议期间,蒋介石作报告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并向与会人员散发了他所写的《西安半月记》。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的当天,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鹿钟麟等14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提交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指出:“虽与本党向处敌对地位之中国共产党,亦愿停止危害本党政权之企图,拥护统一抗日,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中华民国实录》第二卷《内战烽烟》,第1975页。
  同一天,杨虎城和于学忠联名向会议提交了要求实行“八项和平主张”的提案。提案的名称为《提议实行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办法,以求全国一致积极抗敌案》。提案阐述了提出八项办法的理由,最后指出:“虎城等爱党爱国,以为救亡之道,莫急于抗敌,而抗敌之道,尤必以上列八项办法建其始基。谨陈管见,提请公决。”《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71―473页。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的当天,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大纲指出:“中央采取一贯的和平方针,避免了战争危险,基本建立了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实行对日抗战。对此任务我们必给予极大努力。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即为执行此种新任务的具体方向。”③④《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27、427―428、427―428页。
  《大纲》还指出,中共中央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我们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这个让步是必须的,因为没有这让步,就不便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便于迅速实行对日抗战。③。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汪精卫提出了坚持“剿共”方针的政治决议案草案,但遭到与会的多数人的反对。21日,会议通过了五届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决定将“武装剿共”改变为“和平统一”共产党的方针。会议还在外交政策上提出了“对日让步如果超过忍耐的限度,只有抗战一途”④的口号。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检讨该党过去政策上的错误,但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项原则;虽然还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反共立场,但提出的谈判条件与共产党所提出的条件在原则上是接近的。这就表明,由于国民党左派的努力及蒋介石态度的有所改变,国民党已经开始接受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的当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表明蒋介石在接受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主张的同时“树起了根绝赤祸的旗帜”。我们应在不失立场不放弃原则的情况下接受对国民党一切可以让步的条件,以求重登全国政治舞台,参加和组织全国的抗日运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60页。
  此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以及蒋介石、宋子文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举行了多次谈判。由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缺乏诚意,谈判虽然在局部问题上有所进展,但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东北军东调豫皖苏。